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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闫桂勋:我上访维权是为了发扬北大精神         ★★★
[组图]闫桂勋:我上访维权是为了发扬北大精神
作者:李元龙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1-06-20 15:13

闫桂勋,现年80岁,现居北京。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7年毕业时,北大不按中央文件办事,闫桂勋没有定为右派,北大就按右派对待他,被发配到黑龙江工学院(现哈尔滨理工大学),按右派分子而被劳动改造二十多年。自劳改之初,闫桂勋就对被强加的罪名从未予以承认。他更是为了维护自己尊严,给中央写信,到处上访,经过42年抗争与磨难,到1999年,在一个北大“有良知的领导”过问下,北大校党委才对闫桂勋当年被错按右派对待数十年的冤案予以“平反”。平反决定的标题是《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从这个标题中就可以看出当时闫桂勋没有定为右派分子,北大就错误地按右派对待他42年,真是千古奇冤。造成经济上、精神上很大损失和伤害,这是北大的错误,北大应该负责,
时至今日,都“平反”了,闫桂勋为什么还在高举维权大旗,奔走呐喊?这位不屈、可敬的北大老人,他54年的维权之路,能给弱势群体,给曾经受到过迫害的数千万中国人以什么启发?
近日,笔者就此采访了闫桂勋。
李元龙:1999年,北大党委不是已经给你平反了吗,请问,你为什么还要上访维权?
闫桂勋:首先,我比其他一般右派还冤枉。为什么?当年我没有被正式定为右派,北大却按右派整我,致使我去劳改了二十多年,前后受了42年冤屈。其次,1999年对我的所谓平反,是不彻底的。既然你北大承认对我造成了多年的委屈和伤害,就应该给我一个公正的说法,还我一个公正的待遇并给予赔偿,补发我挨整期间的工资。我劳动改造20多年,创造了多少财富?光给我吃饭钱,再说一声“整错了,给你平反”,下个文件,就算完了吗 ?“文革”时期,我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耳朵被打聋,精神被折磨失常,现在浑身是病,但北大和政府却没有给予任何补偿。再说,我现在虽然有点退休金,但因为过去受到伤害留下的身心双重的后遗症都需要花钱治疗,到处上访也需要大笔资金,到处喊冤不但得不到合理合法接待、处理,反而每次还遭到有关部门和人员的驱赶、恐吓,甚至是辱骂。就在5月27日,星期五,我到北大上访时,还被两个保安打伤。所有这些身心双重巨大的磨难,不是一纸“平反”文件,就能一了百了,一笔勾销的。我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良心。
其次,我上访维权,不仅仅是为了经济赔偿。经济赔偿当然重要,但是,我更看重的,是伸张正义和维护自己人格和尊严,争取维护知识分子、维护每一个受到迫害的人、维护每一个弱势群体的人格和尊严。
我在“再致北京大学”的那封信里有这样几句话:平反决定中说“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既然北大承认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就应该还我一个公正的待遇,还我公道,给我赔偿,补发我二十多年的工资。
李元龙:你维权的基本方式都有哪些,请你简要介绍一下,好吗?
闫桂勋:这要分两个阶段,即1999年平反前的维权方式和此后的维权方式。刚刚把我“扩大”为右派的时候,我就从来没有承认他们强加给我的罪名。在此后的42年时间里,在那黑暗的文革期间,劳改中的我一直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出卖良心,不做违心的检查,以此作为维护我人格的尊严的底线。那时候,我还给中央写信,要求给我平反。我对自己的作为,对自己做人的原则很有信心。我在上访信里不止一次说,现在不给我平反,将来一定会给我平反,并在信中直呼“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可是,我的不平而鸣在那个时代不仅没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反而招致了更多、更大的迫害。
1999年北大给我平反之后,我为了伸张正义,讨回公道,到校长办公室维权上访,要求发还二十多年间的工资和索赔。我的做法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身体条件许可,风雨无阻,我坚持每周去北大一、二次。但是,我的上访得到的,都是不得要领的回答,诸如被告知因“没有上级精神,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据,无法处理”等——踢皮球,拖延战术呢。我求见新任校长周其凤已经一年多了,其王秘书一直说,周校长很忙,没有时间接待我。上访是需要成本,需要大成本的。我的家在哈尔滨,为到北大上访,多年来,我只好住在北京郊外的女儿家,经济很困难。
其他的,就是将我的冤屈写成文字材料,向有关部门和人员投递,我还曾经在脖子上挂着牌子喊冤等。总之,在可能的情况下想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喊出自己的冤屈,呼唤公平正义,唤起人们的良知,尽最大可能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维护自己人格尊严。
李元龙:根据目前情况,你认为,你的维权诉求有可能盼来佳音吗?
闫桂勋:我给中央、给全国人大都写过信,中央批示可按特殊情况研究赔偿,我所在单位已同意给我赔偿,还说北大应负主要责任,让我找北大要赔偿。现在的北大领导,就怕丢乌纱帽,没什么正义感,根本不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还有就是,他们头脑里残存的极左思潮在作怪,所以根本不想给我一个公正说法。温家宝总理曾经于2008年5月4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说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在去年5月4日北大校庆时又说“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不和谐的,让中国实现公平正义,这是我年轻时就怀着的理想。”在电视上也老讲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是没看见哪个人、哪个地方落实到行动上,尤其对反右运动制造的冤案。所以,我估计获得赔偿的可能性有,但不大。
不管怎么样,我争的是真理,是我人格的尊严。即使不给我赔偿,历史也将证明我是无辜的、正确的,而那些制造冤案,而又知错不改的人,则将被记录在历史的耻辱簿上。历史是公正的。
李元龙:当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或教师,不止一次挺身而出,而现在的北大“领导”,有谁曾经为你仗义执言,堪比蔡元培?如果没有,你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闫桂勋:是的,北大曾经有过一个最受人尊敬的校长蔡元培。民主、自由、宽容,曾经是北大精神。北大还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是爱国青年学生的摇篮,是培养国家栋梁的高等学府。1953年,我荣幸地考上北大数学力学系,从此成了一名“北大人”。我读北大期间,也是另一个敢于坚持真理的北大校长马寅初老先生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蔡元培和马寅初两位曾经的北大校长,是真正的学者,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们两位前辈,前者创造了北大精神,后者很好的继承、发扬了北大精神。而现在的北大领导阶层,就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啦。我曾向他们提出,向蔡元培、马寅初学习。
李元龙:我们都知道,在时下的中国,上访维权,是一个很敏感、很令有些人恼火的事情,会给自己和亲友也带来很大麻烦的事情。请问,你的亲友、同事等等支持你的上访吗?
闫桂勋:我每次因为上访维权去北大,我都不和亲人们讲的。为什么?我怕连累他们,也怕他们担心。我的新朋老友,现在和过去的不少北大人,也都背后为我鼓劲,支持我。我为此感到宽慰,我很谢谢这些有良心的普通人。
李元龙:最后,作为老北大人,结合自己坚持真理,上访维权的事情,你有什么话要对如今的北大人说说吗?
闫桂勋:我写的《北大与我的恩恩怨怨》里的两段话,就是我想给今天、给今后北大人的话:
我在极左路线面前,威武不屈,坚持真理,从不低头,不做违心的检查,百折不挠同极左路线做斗争,经过42年的抗争与磨难,终于得到平反。我争得的是真理,是我人格的尊严。42年的经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真理是有的,但有时需要斗争才能得到。
北大有光荣辉煌的时期,以蔡元培为代表,“五四”运动时代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敢于创新,忧国忧民,爱国奉献的北大精神永远是北大人的光荣与骄傲。马寅初校长威武不屈,坚持真理,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高贵品德表现了真正的北大精神,令人钦佩。今天的北大什么时候真正将北大精神继承下来,我们的北大就有希望了,中国的教育就有希望了。
我的上访维权,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我个人的尊严和人格,也是在为北大精神增光添彩,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北大精神培育北大人;北大人发扬北大精神”。所以,作为一个耄耋老人,我的上访维权,也算是为北大的今天和明天,为中国教育的今天和明天发挥余热吧。
 
李元龙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1-6 

 
  
 闫桂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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