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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精神病何其多         ★★★
香港精神病何其多
作者:陈仲谋 文章来源:信报 更新时间:2017-09-09 23:05
政府早前委托两间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科,进行全港精神健康普查(下称“普查”),历时4年,报告于2014年3月完成,交给当局,但传媒的报道和着墨都不多,未能引起普罗大众的注意。可能因为报告的数据看来硬绷绷,在没有诠释下,专业的新闻从业员也忽略了其中的重要性。

根据普查的结果,有几个问题十分重要,令笔者非常担心。首先,普查指出“普通精神病”(Common Mental Disorder,简称CMD),即情绪病、广泛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患者高达13.3%。换句说话,香港700多万人口当中,有大约100万人一生中可能患上这些疾病,需要接受治疗。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每100名香港人之中,有6至7个患有程度不一的精神困扰,对社会的生产力和稳定性构成严重的潜在危机,而公共医疗的负担,亦面对严峻的挑战。

另外,令笔者更忧虑的调查结果,是患严重性精神病的病人(Severe Mental Disorder,简称SMD),例如思觉失调(精神分裂)、妄想症、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和严重抑郁症的比例远高于预期,比起世界其他地区的平均数值超出很多。行内的专业人士根据从前的研究为基础,最初估计香港的SMD数字应该处于全球的中游地带,即大约1%。但是,普查得出使人震惊的结果:2.5%的数值,和高踞世界“自杀率首位”的芬兰不相上下。

普查的研究人员进一步强调,上述的数值未包括住院的病人和暂居于中途宿舍、庇护中心和社会福利机构的精神病康复者。总括来说,香港的SMD人数肯定高于2.5%,不禁令人忧心忡忡。

患上严重精神病的人很多时都会出现幻觉和妄想,容易脱离现实环境,做出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行为。很明显,医治SMD远较CMD困难,这些病人情绪起伏更大,家人承受的压力也更沉重。

现在,香港精神健康服务的专业人士严重不足,经费捉襟见肘。有关的医疗团队怎样在左支右绌的资源下,纾缓病人和他们家属的身心痛苦?本来预计的每100名香港人之中只有一人患有SMD,现在突然增加2至3倍。当局怎样应付?

三管齐下应付SMD

在SMD病发的高峰期,病人大都要被紧急送院,服用较高剂量的药物,以控制他们的幻觉和妄想,避免造成个人和社会的伤害。要达到上述目标,控制病人“阳性症状”(Positive Symptoms),例如妄想和幻觉,技术上不难做到。可惜,要使病人完全消除妄想和幻觉,重新投入社会,成为有建设性的一员却并不容易。曾患SMD的病人很多会有“阴性症状”(Negative Symptoms),例如“人格的萎谢”(Personality Deterioration):较难控制情绪,所以不易与人相处,并且有意志力消沉和缺乏动力的倾向。所以,他们的工作能力比病发前大打折扣,甚至完全失去生产力,对各方面都会有负面影响。如果社会人士不忍心放弃我们的同胞,把他们“转废为能”,就要投入可观的资源,在每一个治疗环节中,都要做足工夫:缩减新症的轮候时间,尽速诊断治疗;使用副作用较少,但价格较昂贵的药物;心理辅导要彻底,并要有持续性;改善中途宿舍的服务,增强职业培训的力度;适切的经济援助,提供公共房屋优惠等……

笔者认为上述的工作,需要取得社会的共识才能获得恰如其分的资源分配。精神健康服务一如投资教育,要“十年树人”甚至超越年代,成为细水长流的社会奉献。不过,这种奉献的回报,一定会远胜期望。

精神健康服务界如果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在一个综合统筹组织领导下,相信会创造能配合本地特殊环境的“新思维”,更有效率去照顾病人漫长的治疗和康复过程。

过去,专家们都认为SMD的病因主要基于遗传,近年,崭新的科学研究发现外在的诱因也很重要。预防、教育和及早治疗,便成为“三位一体”的利器去对付SMD。医生在反复的临床经验,证实及早介入治疗精神病,对治愈率的提高及复发率的减低都有正面的影响。但精神病有别于其他疾病,病人不会因身体疼痛而主动求医。

复发愈多损害愈大

相反,目前很多精神病人都在家人、同学、老师、同事和社工鼓励,半推半就下求诊。针对这个情况,卫生署的宣传讯息既不能持续,又不能深入民心,绝不能促成病人自动自觉地求医问诊。因此,将精神健康教育编入中、小学的常规课程,才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这是香港精神健康教育“普及化”的最佳途径,如果广大民众对精神病有基本的认识,病人被标签和“污名化”的机会一定会大大减少,他们主动及早求医的机会自然相应提高。社会风气的形成要经过潜移默化,教育作为导引的工具至为重要:莘莘学子首先要具备健康的心灵才能学业有成,贡献社会,这和正确地推行“国民教育”的道理如出一辙。

笔者希望强调及早医治精神病的重要,以减低病人病情复发的机会,因为根据可靠的证据,复发的次数愈多,病人脑部的功能就遭受愈大的损害:智力下降、记忆力衰退和精神集中力不足。现在很多长期的精神病患者都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

香港有关当局似乎对上述问题束手无策。反观发病率偏高的芬兰,经过一番努力,自杀率在15年内下跌40%,其主要原因是当地的抑郁症患者获得妥善的处理:诊断、预防和治疗都不断进步,并特别注意辅导计划及社会和心理的支持。

面对香港13.3%的CMD,我们怎样应付?

从前,一般研究人员都认为“遗传因素”和SMD的关系较大,对CMD的影响甚为轻微。不过,根据最新的研究所得,“遗传因素”引起CMD的原因也不能轻视。由于现阶段的精神病医学发展仍然未能具体改变“遗传因素”,所以预防和医治CMD继续主要针对“外在诱因”。

全民教育

触发CMD的“外在诱因”大多数是生活上的种种压力,导致脑部神经分泌物例如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在传送运输过程中出现障碍而引起情绪不平衡。因此,防御CMD总要在外在的源头做起:减低青少年的升学和就业压力、缓和职场上的竞争、增加社会福利、援助低下层在经济、医疗及住屋各方面的需要。

上述的行动需要有跨部门的大规模协作,但政府对成立这种统筹机构,到现在似乎仍然未见行动。退而思其次,民间的志愿组织获得慈善基金会的财政资助,亦可以展开小规模的计划,帮助广大的香港市民。

应对高比率的CMD,其中首要的任务当然是预防胜于治疗,第二是让大众有察觉病情的能力,以便及早寻求治疗。上述两项工作如果做得妥当,可以大大减低医疗成本和增加病人的治愈率。

要适当发挥这两种工作的效用,精神健康教育的“普及化”是先决条件,而目前有关当局进行的宣传,既缺乏“持续性”又未能深入民间,功效自然受到质疑。精神健康知识的推广,在很多先进国家已成为“全民教育”的一部分,所以精神健康教育纳入高小和初中课程,成了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因为社会风气的形成,起码是一代人的经历。

预防建议

成功推行精神健康教育,社会人士就会有同理心(Empathy),体谅精神病患者,减低当事人的压力,使他们更有效去管理情绪,认识症状,例如焦虑、失眠、抑郁、多疑、紧张、恐惧和暴躁,得以尽早接受治疗。

笔者在很多场合都不厌其烦强调,香港精神病医疗团队人手严重不足,例如:专科医生的比例不及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标准一半,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任何大幅改善的契机。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历史遗留的错误而坐以待毙,反而应该就香港现实的条件找出折衷办法。一些西方先进国家(美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很多CMD都是由普通科或家庭医生处理,棘手的个案才会转介给精神科医生。笔者综合外国和香港的具体情况,提出下列建议:

1.加强大学医科课程中有关精神科的培训,以增加医科学生加入精神科的兴趣;如果他们将来在其他岗位执业,也会有较充分的知识去处理精神病人。

2.积极鼓励在职的公私营医生,在公余时间参加由2间大学举办的精神科深造文凭班,并尽量提供学员多些临床实习机会,使家庭科医生掌握足够的知识去处理CMD,做好分工的调配,使更多病人受惠。

3.考虑在中学文凭试(DSE)的通识科加入精神健康教育的元素,以便考生减低应付公开试的压力,并能察觉家人、朋友和同学有没有情绪问题,从而担当适切的支持角色。另外,近年的研究都指出一些简单的举措,都可以有效预防CMD及其衍生的后遗症:

1.持续性的运动:每周最少3次、每次最少连续30分钟的“有氧运动”,其中包括慢跑、骑单车、游泳等。这些户外运动必须达到心跳加速及身体排汗的效果,以促进新陈代谢、舒展筋骨及调节中枢神经。

有充分证据显示,足够的“有氧运动”能够改善精神健康、减低压力和抑郁的诱因,而且可以增强认知能力,使人更有效管理情绪。

一些更深入的科学研究指出,有氧运动对于“神经生物属性的作用”(Neurobiological Effects)甚有裨益:改善脑部有关控制的机能、增强记忆能力、增加灰质层(Grey Matters)的厚度和新神经原(Neurons)的数量。

参与社交

2.恒常的社交活动:切忌孤独,应该经常和三五知己有交流,例如逛街、购物、下棋、饮茶、看电影和打麻将……目的是宣泄感情,减低焦虑和抑郁,这也是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简称CBT)重要的一环。

3.吸收充足的阳光:适量的紫外线能给予人体本身不能制造的维生素D,亦可促进钙质在骨骼中的合成,对身体及精神健康都有好处。有人认为北欧国家每年的日照时间较短,所以当地的自杀率和抑郁症也偏高。

4.切勿酗酒、吸烟和滥用药物:这些坏习惯和各种精神病互为因果,相信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5.尽量减少进食“垃圾食物”(Junk Food):“垃圾食物”的定义很广泛,并不一定指快餐店的菜式,而一般专家认为是“三高”佐料(高盐、高糖、高油),同时食材是高脂、腌制、有反式脂肪、少纤维、缺乏维生素、优良蛋白质和矿物质。外国研究报告初步证实,长期吃“低营养量”的“垃圾食物”的青少年,有较大风险患上抑郁症;儿童承受的威胁更大,包括专注力失调及过度活跃症(ADHD)、记忆和学习能力受损与不能节制食欲等。

上述种种都需要移风易俗,当然离不开全民教育。

(来源:信报 https://goo.gl/jZUZs1 2017-08-10)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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