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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尊重是对精神病患的最好治疗——关注这个脆弱的群体         ★★★
爱与尊重是对精神病患的最好治疗——关注这个脆弱的群体
作者:李妍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更新时间:2012-12-06 22:36

偏见的形成,往往是由于对事实真相缺乏足够认识,因而造成误解。怀有偏见的人往往并不自觉,一般情况是误解愈深,成见也愈严重。

很多人对精神病患者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因此也产生许多错觉、误会,甚至偏见和歧视。要破除偏见,必先消除误解,看清事实的真相,那样精神病患者才可以重获机会,得到公平对待,成为社会的一分子。现在就让我们打开心扉,踏出寻求真相的第一步!

一、小安的故事——

在孤独与无助中踽踽独行

精神病院,一个人们熟悉而又备感神秘、惶恐的场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死亡。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清理”和驱逐的社会多余而被城市交给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

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在权益、规范、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百年后,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不足,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缺乏人才的困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拿什么招人?”

巨大的歧视与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

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回归家庭,对大部分治愈者来说,是一个梦想。

但他们依然要撑下去,医者、患者与家属……

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十分钟,没有转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不足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张,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满是汗,冰凉而僵硬。

1988年,22岁的小安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财会专业,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被众人仰视。由于成绩优异,还未毕业,他就被某著名央企的高层领导相中,并用三顾茅庐的执着请走了他。

自上岗之日起,小安就包揽了所有的荣誉: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项目带头人……三年后,他成为这个大单位里最年轻的“主任”,当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方米的单元房,迎娶了相恋多年的北京姑娘,抵达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巅峰。

小安骄傲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荣誉,每一个关键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渐明亮,嘴角上扬,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享受着昔日的荣光。

“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他忽然哽咽,望着我。

1992年夏天,他突然病了,毫无征兆。单位领导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告诉医生,他半夜在单位溜达,谁劝也不理,他呆滞地跟在同事身后,直到进入女厕所,他认为所有人都在议论他,想要杀害他……

“我不记得了,不知道是因为病了,还是因为不想记得。”小安嗫嚅道。

从此,小安跌进了地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小安反复住院,直到2003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单位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继离世,妻子也离开了他,唯一的哥哥会在每年年底来医院缴费,顺便探望他一次。

“哥哥……”小安的声音支离破碎。

小安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因为他的哥哥是个警察。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瘦弱、疲惫、无奈。一下午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最初的几年,小安的哥哥带着小安访遍了全国的名医,甚至尝试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专家告诉他,“这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为了小安,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几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吗?”

2003年,已经40岁的哥哥带着铺盖卷做了“倒插门”女婿,住在女方家购买的4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

2005年,新家添丁,女方家决定卖掉这个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换一个100平方米的新房。

于是,小安的哥哥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允诺,给小安付一辈子的住院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小安的哥哥小声说。

2008年,小安的医生告诉哥哥,小安可以出院了,“他已经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要坚持吃药,要有人监护和照顾。”

“谁来监护和照顾?他住在哪儿?”小安的哥哥不停转着手里的杯子,“而且,我妻子也不同意。”他想了很久补充说。

于是,“心怀愧疚”的哥哥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探望。“每次见小安,我都一个星期睡不着觉,就像死过一次。”

“那么,小安要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吗?”我问。哥哥一直没有回答。

“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小安泣不成声,“我会坚持吃药,我可以找到工作,我能自己生活。”

2009年,小安开始自学中级会计师教材,做了整整两本笔记。“现在就是用电脑做账,我可以学。”

小安的医生张莹说,小安还有轻微的幻听症,但是带病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他哥哥不签字,监护人不愿负责,我们就不能把他推向社会。”

于是,小安就一直住在医院里,年复一年。张莹帮他买了各种教材,但是又不敢告诉他,他很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

小安对我很新奇,“你是外面的人,我见过的第一个记者。”同时,他又异常地敏感,一直瞪大眼睛直视着我,近乎苛刻地观察我的每一个反应,“我讨厌歧视,我和你们一样,除了偶尔的‘小问题’,我们不是疯子和傻子!”小安大声说。

小安每天都看电视、听半导体,阅读英文的《CHINA DAILY》,他提出了几十条意见,已经交给了院长。“我很失望,看不到出路。”

我赶紧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有耐心。”小安只是直视着我,没有表情。在后来的很多天,那双眼睛都让我难以忘怀。

二、伤痛——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1亿

◇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病障碍者

◇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

“精神病患者”——一个被填充了排斥、歧视,甚至是暴力色彩的词汇。

所有以正常人自居的人都认为这个词汇离自己很遥远,那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事实上,几乎在每个人身边,都有精神病患者的存在。

1亿!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病障碍者,不到100个人中,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

然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尚不足5成,就诊率则更低。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生命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一项涵盖中国12%成年人的大型调查显示,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总现患率为17.5%。其中心境障碍为6.1%,焦虑障碍5.6%,物质滥用障碍5.9%。对于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40岁及以上人群现患率高于40岁以下人群。男性患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是女性的38倍。农村居民重性抑郁障碍、心境恶劣障碍和酒依赖的患病率高于城市居民。

不仅成人群体,儿童一样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千八百多名家长近三年的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三分之二的家庭教育不当,造成孩子存在各种心理问题。

我国高校学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已由1989年的占总生病率的20.23%上升为1998年的27.03%;天津市对5万名大学生所作的调查中,有心理障碍的占16%以上。北京大学近十年来因心理疾病休、退学人数占总休学、退学人数的1/3左右。杭州市科委从7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抽取2961名大学生进行为期3年的跟踪研究,发现有心理障碍的占25.39%。

2002年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自杀调查结果公布,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在15至34岁人群的死亡原因中,自杀更是第一原因。中国也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

由于缺乏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很多病人不知或不愿求医,病情往往加重。大量重症患者需终生与药物为伴,他们长期失业,耗光了积蓄,变成家属的负担。

比经济负担更沉重的是,重性精神病患者在对抗病魔的同时,还要忍受药物副作用,并随时面临并发症的困扰。

由于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病患者目光呆滞、表情怪异、动作缓慢,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遭遇越来越凶猛的病魔,越来越严重的歧视。

于是,15%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30年。”杨甫德沉重地说。他有着多重身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和《精神卫生法(草案)》的重要参与者。

与惨痛的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人患病而不自知。“尤其是抑郁症患者。”据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

无知、偏见、恐惧、躲避,这个脆弱的群体甚至缺乏本能的自救。

“学会面对。”小安一字一顿地说,“先要面对,才能拯救。”

三、救赎——

精神科床位少,医生和护士不足

1亿精神病患悬于陡崖,病魔、负担、歧视如不断加码的巨石,而另一边,“救命的稻草”是虚弱的医疗卫生体系。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万张。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

仅比对现状:13.2万张床位,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杯水车薪。

况且,仅有的资源还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区县、甚至地市级城市都没有一家精神疾病医疗机构。

求医的愿望无法实现,排斥的心态得偿所愿,在一些地方,人们把精神病患者用高墙铁锁“囚禁”,任其自生自灭。

即使在一些发达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按照营业执照,应该是76张床位;现实中,床位已经被迫增加到300多张。

“我们在2009年就一直申请扩编,但始终没有回应。”该院院长王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编外的床位比在编的多,这导致医院的病房、医疗设备、基础建设都早已无法满足需求,这在基层机构里已是通病。

更加千疮百孔的是医务工作者队伍。据统计,我国共有注册精神科医师1.9万人,每7万人中产生一位。与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对,每位医师对应842人。

在这背后的原因是,开设精神卫生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智力支持长期断流。硕果仅存的少数“专家们”又很可能因为工作环境、待遇等原因更愿意进入综合性大医院、心理诊疗中心,甚至是改行,最终落脚在精神卫生医院的堪称“罕见”。

因此,几乎所有的精神卫生医院都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全年招聘”已是常态。

比缺医生更可怕的是缺护士。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顾,可现实是,所有精神卫生医院的护士数量都严重不足,甚至在个别医院里,一个护士要管几十个病人,而在综合性医院里,相对应的比例为1∶2.5。

由于护士的专业定位不明确,“在任何领域和科室都能干”,所以流动性非常大。“精神卫生医院待遇低、压力大、风险高,甚至还要承受社会歧视,所以大批护士选择了离开。”杨甫德说。而他所负责的回龙观医院堪称是我国条件最好的精神卫生医院之一,即使如此,“每年招来的护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

而且在我国,精神病院这个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难堪重负的机构,几乎是患者的唯一选择。“我国没有任何康复体系,这导致精神病院成为制造残疾的凶手。”身为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的王诚如是说。

许多国家,精神病康复体系包括专科医院、社区康复中心等,旨在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而在我国,基层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在这里,很多人住了几年、十几年,至几十年,无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远离人群、社会、正常的生活,直至他们完全康复,也无法找到归途。

墙上挂满了阿忆的油画,那是他对“外面”的幻想,色彩凌厉、线条模糊。五年前,阿忆就已经完全康复,但是,他选择在医院里度过余生,因为在“外面”等待他的是冷漠的家人、陌生的世界和一无所有的惶恐。

“你给我钱,我都不会出去,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阿忆已经在医院里住了20多年,他最害怕的是地铁。“四通八达,不知去向。”

“我们已经尝试着建立社区康复和救助中心,让患者回归社会。”2010年初,在意大利特伦托市精神卫生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首家社区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海淀区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八里庄分中心终于挂牌成立。

如今,类似的机构在努力繁衍,但遭遇的阻力早已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完善的志愿者队伍。”在康复中心,主要由志愿者照顾和引导患者的生活,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冰冷、孤独、无助。”小安如是描述“他们的世界”。(李妍)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http://epaper.chinatibetnews.com/xzfzb/html/2012-06/26/content_3673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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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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