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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监控要自由:自由城里不自由—对话“囚徒”         ★★★
反监控要自由:自由城里不自由—对话“囚徒”
作者:刘飞跃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1-11-17 18:14
 
    
    民生观察工作室按:在目前的中国,“不稳定分子”们经常受到各种监控而失去人身自由,这些监控包括跟踪、监视、窃听、旅游、失踪、关押等等。可能我们暂时改变不了这一切,但我们可以将它们曝光在阳光下,曝光也是一种抗争,也是一种非暴力行动。著名维权人士胡佳今年六月从监狱回到北京通州BOBO自由城后,其“囚徒”式的生活有所改善吗?请看刘飞跃与胡佳的对话: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您曾说是自己是BOBO自由城的“囚徒”,这种“囚徒”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胡佳(以下简称胡):入狱之前,2002年圣诞节,因为在艾滋病乡村考察民情,第一次被北京和河南国保限制人身自由。以后渐成家常便饭。从2004年7月搬到北京通州的BOBO自由城起,我就时常成为自由城的“囚徒”。
    
    刘:现在对异议人士来说,牢房是个小监狱,社会是个大监狱,今年您出狱时有这种感受吗?
    
    胡:6月26日刑满释放,回到家后发现小区从800米外的路口,到小区大门口、楼下的院子口,都被大量便衣和制服警察把守。当局向我宣布了剥夺政治权利期的各项规则,及处罚方式。我被要求只要出通州区就得跟他们打招呼,出北京要经过批准。
    
    因为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称为“国事犯罪”,所以作为一个被判处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的国家囚犯,虽然我现在回到了自由城的家里,法定自由刑执行期满,但还有一年的法定资格刑,即“剥夺政治权利”。也就是说我依然是国家囚犯的身份。尽管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被剥夺政治权利,但刑法“剥夺政治权利”是一套法定的更严格的枷锁套住公民,封住公民的口。
    
    刘:能说说你出狱到现在受到监控的具体情况吗?
    
    胡:出狱头两个星期,如果我外出都是五辆便衣车辆加一辆挂着警灯的车辆跟随。后来逐步减少,现在稳定在两到三辆。两辆车一般有8名便衣,三辆时是至少十名。他们有步话机,有偷拍机和摄像机、照相机。
    
    来我家的朋友,要么被拦截驱赶,要么被调查恐吓,要么被扣押拘禁。所以截至目前,四个月来还没有国内朋友能进入我家。我们没有在家里招待朋友的可能性。
    
    刘:对这样一种无耻行为,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很愤怒吗?您和那些监控人员是如何相处的?
    
    胡:以前我会对这种没有法律依据而强加的监控措施很愤怒。但现在更多的是怜悯。这些人选择不了是非,选择不了自己的行为。他们其实更不自由。只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工具。
    
    而且,说心里话,日久总能有些感情。我和他们之间朝夕相处,也不再是时时事事横眉冷对,而是当他们为生活的一部分。视而不见,或者当作影子,反正那是他们的工作,一种荒谬而可怜的工作。
    
    我的车排量低马力小,但从前经常飙车,给他们增加跟踪难度,现在已经不这样了。我知道他们跟踪开车时是高度紧张的,而且为了跟踪到位总是不遵守交通秩序,我如果还是飞车或频繁转换车道,会对公共交通秩序产生影响。所以现在开车时给出他们跟踪的时间和空间量。我甚至觉得,别跟丢了,丢了他们还得受处罚。呵呵,是不是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刘:对于长期的监控与野蛮对待,您心中有恨吗?
    
    胡:这个国家暴戾和仇恨很深厚,但我们作为维权者,要知道人权不因你是谁而有所不同。做人权切记被仇恨所困。所以,我知道,待将来中国民主化了,我们也只能走真相与和解之路。
    
    刘:您曾说忠孝不能两全,但您现在又勇敢地开始了人权工作,请说说您的想法。
    
    胡:脱离社会三年半,亏欠了父母和妻子很多。刚回家那会儿想好好尽孝,恩爱妻子,养育孩子。尤其是和女儿培育父女感情是第一大挑战。现在能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正是我囹圄中梦寐以求的。我很知足了。
    
    当这些逐步进入轨道,我便可以分出一些经历投入到我从前干的社会工作中,具体而言就是人权工作。我在监狱里学了一半大学本科法律课程。对法律和法治有了较从前多的多的认识。我特别想用这些法律知识实践。出狱后才知晓,我在三年半中并没有被遗忘,反而增加了社会影响力,那么我更应该用这些公民力量去攻坚一些难题。虽然和大多数人相比我压力很大,但同时我承压能力也更大。我应该多承担一些。
    
    刘:您对未来有怎样的预期和打算?
    
    胡:我想未来依然从事我钟爱的人权和法治工作,但如何能扩大力量和效果,是摆在面前的问题。公民维权者必须专业,而且要有网络化的组织相互配合。公民维权者不仅要关注个案,也要洞悉本质,在立法和修宪等大事上有所作为。我是因为言论而入狱的,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解决言论自由权的问题。所有的努力围绕着它,它是打开中国民主化的钥匙。言论自由也是所有自由的卫士兼看门人。
    
    现在国保对我的一举一动都盯得很紧,开展工作方面有近乎绑缚的限制。我在家除了关心照料家庭之外,就是思考和安排未来工作的问题。当然,最近还是围绕着具体个案。比如陈光诚和艾未未的事件做一些呼吁和协调工作。
    
    依据个案,发现规律。遵循规律,打通个案。这是主要的思路。其实,人权也包括要去敦促官员财产公开和家庭子女的就业申报等。加强监督制衡政府也是人权改善。好多好多的工作,我正在更新自己的知识,重建曾失去的人权行动网络。
    
    2011-11-1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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