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亮原是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副科级民警，其儿子张利晶是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学生会干部，2002年9月30日早上7时45分，张利晶在学校食堂买早饭，因学生宋某某不按序排队，双方发生纠纷，张利晶左眼受伤并向警方提交了验伤单。案件由上海大学派出所和上海市文化保卫分局（以下简称文保分局）受理后，警方初步认定是张利晶动手打人。
   不久，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将本是受害者的张利晶拘留,罪名是殴打他人(宋某某的同伴赵伟),造成轻微伤害(注:没有经过司法鉴定),而在赵伟本人的笔录上却清清楚楚写道:“我不知道是谁打我，我不能瞎说。”
   张宝亮认为，警方之所以如此办案不公，主要是因为对方当事人宋某某和上海大学派出所负责人尤某某有着亲戚关系，而尤某某又与上海市委某主要领导（现已被免职）关系甚为密切。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4点左右，这位市委某主要领导的秘书就赶到了上海大学派出所进行开会‘研究’……”在采访中，张宝亮告诉记者。
    10月15日上午，张利晶在大学上课期间，被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治安科传唤，留置到深夜23点多，在家长的交涉下，才被放回。当晚，张利晶回家后发高烧，凌晨2点左右，被送往上海市长征医院治疗、吸氧，经诊断为急性肺炎，住院治疗两天后回家休息，一周后恢复后才去上学。
   “他们（办案警察）把我关押在一个屋子里，开了冷空调冻我，不给饭吃，不让出去小便，”谈到当时的情形，张利晶心有余悸。“明知道我是回族，还故意说要吃饭就给你吃猪肉。”
    11月19日上午，张利晶正在大学里参加考试，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治安科七、八个警察赶到，再次将张利晶带到文保分局，将他关押到当晚22时40分，才开具了对张利晶拘留15天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明明是自己的儿子被人打伤，却为什么还要被拘留，这世间还有没有公理？作为民警的家长，张宝亮怎么也不敢相信，更想不明白。他对本案处理结果断然不服，于2002年11月20日，以张利晶名义向上海市公安局法制处提起行政复议。上海市公安局于12月30日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了维持文保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2003年1月，张宝亮又以张利晶名义向上海市卢湾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法庭上，张利晶委托代理律师指出：本案存在被告“文保分局先开拘留证、缺少司法鉴定、仅凭文保分局的单方认定，同时伪造了张利晶事先告知的笔录签名，后找旁证材料”等系列的违法行为。但是，卢湾区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对上述事实和陈述并未认定和采纳，于2003年6月10日作出维持文保分局行政处罚的判决。
    张宝亮不服一审判决，于2003年6月再次以张利晶名义上诉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时，法院查明文保分局伪造篡改笔录、开具拘留证在前、寻找证人在后的基本事实，但中院却仍将文保分局擅自篡改伪造法律文书仅视为瑕疵，于2003年8月28日作出了判决，维持原判。
    张宝亮查阅了有关法律资料。发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5条明文规定，公安机关不得伪造证据。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对伪造证据的，可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二款规定，主要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张宝亮质疑：在开庭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卢湾区法院和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都清楚上海文保分局存在伪证作为，为何还一错就错?公正何在?
    张宝亮一边向法院申诉，一边继续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信反映情况,要求公正处理“张利晶打人”一案。
    2004 年3月1日，张宝亮坐火车到北京，因担心其上访，上海市警方迅速将其接回并采取限制措施。他的年近八十岁的老母亲闻讯后非常气愤，遂放煤气自杀，后被送上海八五医院紧急抢救。为防止出人命，警方第二天晚上将张宝亮放回，并派人实施24小时监视。
    2004 年4月5日，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以沪公闸(2004)75号的一纸内部文件将张宝亮辞退。

被辞退警察状告公安侵权

   谁也没有想到，半年之内，张宝亮又一次将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推上了被告席。
   原来，在张利晶与文保分局行政诉讼案件法庭公开审理中，公安机关“出示”了张宝亮及3个证人的电话通话记录单，张宝亮认为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局擅自查调其家庭电话，侵犯其隐私权。为此，张宝亮毅然状告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和上海市电信有限公司，要求两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失1万元。
   2004年9月10日，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原被告法庭辩论的焦点是：原告是否具有起诉主体资格?第一被告有没有调取电话通话记录单？调取电话通话记录单是否侵权？两被告是否侵犯了张宝亮的隐私权？
    开庭后，张宝亮的律师陈述了诉讼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国家安全或者盘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因此，被告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和上海通信有限公司侵权了张宝亮的个人隐私。被告的代理人说，原告上诉没有法律依据。被告没在公开场合公开原告的通话内容，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隐私权。双方观点相悖，就此在法庭上进行了质证和辩论。
    第二被告上海通信有限公司在法庭上提出，原告主体不对，没有起诉资格。被告在法庭上出示的电话通讯记录单中，没有一个电话是原告张宝亮的，而是原告之子张利晶与3个证人的。原告律师提出，第一被告当庭出示的电话号码是张宝亮的，张宝亮用此电话已达20年。并马上拿出张宝亮一张2004年6月缴纳电话费的收据，收据上载明张宝亮就是该电话号码的主人。第二被告上海通信公司辩称，这只能证明2004年6月的当月用户是张宝亮。6月以前该号码是否为张宝亮还是疑问。
    第二被告上海通信有限公司当庭表示，没向第一被告文化保卫分局提供过张利晶和3个证人的通话记录单。原告张宝亮的代理人当庭出示了审理张利晶行政案时文化保卫分局出示的通话记录单复印件，上有张宝亮的电话与他人通话的记录(原件在案卷内)。文化保卫分局的代理人当庭承认有此事。
    被告文化保卫分局代理人说，张利晶行政案中及到了3个证人，张利晶与他们有过联系。被告(文化保卫分局)可以做补充调查，并经过法院允许，调取张利晶与这3个证人的通话清单。公民通讯的内容是个人秘密，但通讯次数不是秘密。根据电讯条例，追查刑事犯罪可以检查通话内容。
    原告的律师说，被告文化保卫分局是调查侵权。张利晶案是行政诉讼案，不是刑事案。张利晶既没有危害国家安全，也没有刑事犯罪。张利晶的父亲张宝亮与此案无关，电话主人是张宝亮，调取张宝亮电讯记录单并在公开审讯场合展示，是明显的侵权。
    被告文化保卫分局的代理人说，文化保卫分局对电话内容没有实施监听，只是依法行使了公安权力。另一代理人说，在法庭上出示3个证人的电话号码与原告无关系。除法庭外，此电话没有向任何人提供过。据此，请求法庭驳回起诉。
    原告代理律师说，隐私权是具有排他性的，个人的通讯完全是隐私。个人的通话是保密的，是受法律保护的。第二被告上海电信公司擅自将原告电话号码提供给第一被告，第一被告文化保卫分局又在法庭审理中没得到原告的允许，将原告张宝亮通话的电话纪录单，通话对象、通话时间给予公开。原告与谁通话、通话次数、通话时间、通话内容都是个人秘密信息，是不愿公示于人，公示于众的。第一、二被告明显侵犯原告隐私权。故要求法庭裁决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
   庭审之后，11月25日，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上网投诉求助  遭遇飞来横祸

为了继续给儿子张利晶讨个公道，张宝亮想到了在网络上寻求帮助。
2004年9月，中国律师网上刊发了一封张宝亮记述自己及儿子受屈蒙冤遭遇的来信。
    2004年10月，张宝亮网上寻求帮助的想法得到了印证！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打电话询问张利晶案件的相关情况，张宝亮如实告知事实经过。情绪激动的张宝亮无意中透露了该案受到上海市某高层主要领导的干预。
    11月1日，上海市公安局国保处获悉这一消息，立即出动部分干警，四个人一组每天24小时轮流对张宝亮岳母家进行监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长达3个月之久。
    张宝亮对记者介绍说，他岳父是中共党员，革命残疾军人，已经去世，岳母也是中共党员，受监视后，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影响。“那段时间，我们根本不敢回去看我岳母，毕竟，有人监视，隔墙有耳。” 张宝亮心有余悸地说道。
    据张宝亮回忆，2005年2月4日下午16时许，上海市公安局国保处的民警将张宝亮带到曹杨派出所，要张宝亮承认曾散布不利于地方领导的错误言论。同时，上海公安局国保处要求张宝亮写下保证书。保证书的内容大体如下：保证以后绝不再申诉，保证以后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提起张利晶的案件，保证绝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保证不向任何领导部门写信，保证配合政府做好肃清“负面影响”的宣传。
    直到次日早上,张宝亮才被获准回家，但其住所已经被全部监控。
    “有关办案警察警告我，如果再写信告状，就把我送去劳动教养，因为劳动教养是公安局自己批的，没有任何部门可以管。”张宝亮看着记者，目光显得有些呆滞。
    张宝亮被放回家后,并没有放弃对儿子张利晶的案件申诉，他学会了利用电脑上网，通过网络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这些材料被上级部门转到上海后，如泥牛入海。
    2005年9月28日，上海市公安局国保处出动20多名警察，赶到张宝亮的80多岁的母亲家，传唤张宝亮，并将电脑主机扣押。
    次日，当时在某杂志担任记者的张冬生赶往上海采访，他在火车站接到当事人的电话求助后，便立即和上海警方联系，警方称公安可能是在履行公务，所以不好处理。张冬生曾将情况向上海市委反映，市委工作人员以不明情况为由，要求他发送传真陈述详细的经过。
    据张冬生回忆，当他赶到张宝亮母亲家时，门口楼道的台阶就堆积着墙上掉下的灰屑，门框的墙边已被砸了一个大洞。张母介绍说，这是砸门毁锁后留下的，墙壁和防盗门的表面还保存着大铁锤砸门时敲打的痕迹。张母指着门边的电脑告诉他，上海公安局国保处为了不让张宝亮和外界联系，强行将电脑主机扣押走。    当天，张宝亮同时被带到公安局，审讯一番后才让回来。
    2006年9月24日，面对记者的采访，张宝亮的母亲老泪纵横，这位年近80岁的老人颤巍巍拉着记者的手说；“当时来了一群警察要求传唤张宝亮，当张宝亮提出确认传唤的手续时，这些警察根本不出示，于是张宝亮拒绝开门。最后，这些警察取来了大铁锤等砸墙撬门工具，砸开门后搜查一番才离去。”
    电脑被查扣，张宝亮只好到外面网吧上网举报，继续向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反映。 2005年10月17日，张宝亮再次被上海警方带走，以上网“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一个月。
    “在关押期间，我只吃了一个馒头量的食物，后来昏倒送往蓝桥监狱抢救。”张宝亮回忆当时的情况，告诉记者。“办案警察陆某某在11月回民开斋节那天，拿出猪肉干让我吃，被我拒绝了，我宁肯饿死也不肯受辱啊！”
    2005年11月16日，张宝亮又被上海警方释放。11月17日办理取保候审一年。
警察维权引发社会热议

一段时间，张宝亮案件曾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社会各界对张宝亮这位普通民警的命运纷纷给于同情及热切关注。
   某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一位法官对记者说，一般老百姓一说起民告官，他们往往心理压力较大，宁可有些事情来协商，也不愿意提起诉讼。明知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是担心“官官相护”，不能胜诉。另外如果即使自己真胜诉了，他们又担心行政机关给他们穿小鞋，秋后算账，害怕将来的日子不好过。作为普通民警，张宝亮敢于站出来与公安系统打官司，讨说法，维权精神令人钦佩。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平头百姓平常最头痛的恐怕就是跟政府机关打官司。长期以来，一些干部以为官与民的关系，就是官管民，官为民，自己代表人民政府，政府机关不可能做错事，思想上还一时接受不了坐在被告席上与普通百姓平起平坐的现实，老觉得民告官破坏了自己的声誉，降低了行政机关的威信。有些行政部门从小集体利益出发，给法院打招呼、定调子，实施行政干预，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司法公正。
    法制社会迫切需要法院牢固树立保护弱者观念，做到庭审过程公开，裁判理由公开，提高行政审判的透明度和公信度，树立裁判中立观念，坚守居中裁判，自觉排除来自各个方面的干预和干扰，摒弃各种有损法院中立的错误做法。
     一位网友发帖子评论说，警察权利的维护如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一样，依靠高层的觉醒与基层领导素质的提高与自觉。当私念和官僚权力的结合玩弄法制于股掌之上，使社会公平在很多时候成为一句空话。站在维护社会公平第一线的警察队伍身上承载了人民太多的希望！在执法者和被执法者之间，人民是弱势群体；而在执法者和权力阶层之间，警察又成了弱得不能再弱的“弱势群体”。张宝亮作为普通警察这种有强烈自我保护意识，正确行使公民权，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的壮举值得提倡。
    北京圣奇律师事务所律师表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增强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法制观念。公民与公安机关对簿公堂，平等地与之争辩是非，公安机关的行为如果确实违法，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要向公民赔礼道歉，依法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种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无论是对于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还是对于从各种渠道获知此种信息的公民，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民主、法治教育。
    电视台前几年播放了一个电视剧，剧名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剧中主人公到刑部告“官”，好不容易争取到刑部升堂，但原告要跪着经过上有铁钉的砧板到堂。过此砧板后，原告之身已鲜血淋漓。如今上海民警张宝亮告状维权，身心同样受到了重创，付出了沉重代价。
    法治是与权力制约与监督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制约与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与腐败。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否则“公民生命、自由必然要成为滥用权力的牺牲品”
    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法学专家指出：张宝亮维权案件事态的发展和结果，本身已经大大超出了法律诉讼范畴，太多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介入使案件变得扑朔迷离，社会人士不能不引起深思，尤其要正视和理解这起案件带来的深层次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