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安

　 春节期间，公民刘飞跃以一己之力征集543位普通公民以联署公开信的形式，上书国家部委，反映医药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声讨药价虚高等现象，并请求主管机构采取措施根治这些“顽疾”。（2月6日《南京日报》）

　 从去年以来，“公民上书”现象屡见不鲜。先是孙志刚案引起三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接着由周一超杀人案引起1611位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组长蔡定剑及国务院法制办，要求对全国31个省（区市）公务员录用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规定进行违宪审查和加强乙肝（病毒）携带者立法保护。这次543位公民呼吁抑制药价，是又一次公民上书。

　 虽然有人认为“上书”的说法不准确，但“上书”和我们常说的信访也有着明显的不同。信访者所提出的问题，基本是具体的案件，所要解决的也大多是本人的具体事项。而公民上书所反映的是关于社会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所要解决的事项虽然也可能包括上书者自己在内，但更着眼于全社会的利益。上文中三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就是关于法制问题的，而后两例都是社会管理上的宏观问题，并且这些问题都具有普遍性。因此，这些问题不应被视作一般的信访，也不能由信访部门负责解决和答复。

　 公民就事关全社会的问题向上级部门，包括人大和政府主管部门上书，这首先是公民的权利。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大事，管理经济和文化，管理社会事务”。《立法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

　 人民通过上书反映自己对国家管理的要求。同时，上书，也是人民尽管理国家的责任。公民对于同自己有关或者一时尚不相关的社会问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本身正体现了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觉悟，对国家和社会的负责精神。正如刘飞跃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于我们看到的问题，对于我们遭受的痛苦，我们不能不行使我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的权利。”第三，公民上书也是对国家权力机关的信任，相信他们作为人民公仆，会重视人民的呼声，解决事关人民利益的问题。所以，公民上书显示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进步。

　 无论是国家权力机关还是国家行政机关，都应该积极欢迎公民上书，因为这使得我们和老百姓又多了一条沟通的渠道，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机会。而所谓积极欢迎，关键是对公民上书积极回应。对于公民上书人大审查法规的问题，虽然《立法法》没有规定对公民建议的反馈程序和渠道，但是去年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后来由于国务院宣布废止“收容遣送办法”，使违宪审查自然终止。国家行政机关也要积极回应公民上书，应当建立受理、办理、反馈的一整套办法，使得上书的公民及时得到回复。由于上书的内容大多涉及到全社会的问题，其答复的内容还应该向社会公开。反之，如果公民上书之后，如泥牛入海无消息，则公民将不再上书，此路从此不通。但是，作为人民的公仆，他们有对人民不理不睬的权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