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这是我一位朋友的狱中经历。2018年，习近平推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她因在网上发表对修宪的不满言论，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三年。本文真实记录了她在狱中的生活细节，今天发第一章，明天线粒。欢迎大家阅读后分享感想，也欢迎点评！

铁窗生涯实录

                                           作者：小草

序章：记忆的二次受刑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我重获自由已四年。身边的朋友对高墙内的日子充满好奇，要我将那段非人的经历写出来。可想要完整记录这段铁窗生涯，谈何容易？整整三年1096个日夜，每一天，都像一把钝刀在心头反复割锯；每一寸记忆，都堆积着数不清的屈辱、恐惧与绝望。

人们常说，阜阳是新闻的富矿。可在我看来，真正的新闻富矿其实是监狱——那里有取之不竭的残酷素材，有深不见底的人性深渊，每个囚徒的脊梁上都刻着一部血泪史。只是受限于我笨拙的笔力，纸短苦长，我如今所能写下的，不过是那座庞大冰山坍塌时坠落的一角。每当试图回忆，我都仿佛被再次活生生推入炼狱；每一个字落在纸上，都像刀锋剜心，让旧伤再次崩裂，鲜血淋漓。于我而言，写作不是记录，而是二次受刑；是在尚未痊愈的伤口上，亲手再撒一把盐。 

往事不堪回首，都不敢相信自己怎么熬过来的，如今每每念及，那股刺骨的恐怖依然如影随形。三年的囚禁，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极夜。恐惧早已渗入骨髓，以至于在走出高墙、拥抱阳光的前一分钟，我还在心惊胆战地拼命劳作。

恨自己笔拙墨枯、言语苍白。文字太轻，苦难太重，我用尽全力，竟连真正痛苦的万分之一都写不出，更无法尽述那些生不如死、被揉碎在黑夜里的日子。

一、地狱之门：屈辱与恐惧的序幕

坐牢，是人生最深的炼狱，无可比拟。看守所的恐怖窒息，监狱的残酷压榨，皆如十八层地狱，令人绝望。三年来，我身心俱受凌迟，能活着走出高墙电网，已是天赐奇迹。然，并非所有犯人都如我这般境遇，狱中待遇因人而异，身份、背景、能力不同，命运天壤之别。在我们监区，像我这样无钱无势，又不会来事、干活还笨手笨脚的政治犯，注定沦为最底层的“贱民”。不仅要背负繁重劳役，还要忍受狱友肆意欺凌与羞辱。在监狱这个极端功利化的微型社会里，如果没有背景，不给干部烧香，唯有能干活、会干活、能为狱方创收才不会遭牢头霸凌，才能获得免死金牌。要是既没钱送礼，活干得又不好，便只有沦为待宰羔羊的命运，而我就是这样的倒霉蛋，所以狱中的日子注定是最最痛苦的。而那些久经“魔鬼训练”的技艺娴熟，手脚快如机器的死缓、无期的重刑犯，她们因长期的拼命劳作熬出了“资历”，都混成了牢头狱霸，权势仅次于狱警，有人靠榨干血汗作威作福，有人因无能可榨低入尘埃。 她们与我虽同处一室，却如隔天堑，稍不顺心便对我大吼大叫、肆意践踏，而我，只能在她们的阴影下，如猪狗般卑微地苟活。（未完待续）

序言：这是我一位朋友的狱中经历。2018年，习近平推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她因在网上发表对修宪的不满言论，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三年。本文真实记录了她在狱中的生活细节，今天发第二至七章，明天继续。欢迎大家阅读后分享感想，也欢迎点评！

铁窗生涯实录

二、突如其来的噩梦

2018年3月22日下午，噩梦毫无征兆地降临。一群警察未出示任何证件，蛮横抄家，抢走我三台电脑、两部手机，将我连人带物押至公安局审讯室。他们冷冰冰地宣告，我已被边控并正式立案调查，要我立即退掉早已订好的国际机票，在家里等待未知的审判。我如坠无底深渊，此前虽常被“请喝茶”，但正式立案调查尚属首次。自网站被封后，我已极其谨慎，只偶尔在网上发几句牢骚，对某人为连任修宪稍作不满。没想到，这几句微不足道的牢骚，竟成了“因言获罪”的铁证，将我彻底钉死在了十字架上。边控和立案调查如两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为那次出境，我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积蓄，机票、国际流量、国外的酒店全部订好，特价往返机票无法退票，直接损失近万元。出境避难的最后一丝希望，就这样被无情碾碎。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为了泄愤，我不顾尚在立案调查，在与访民接触期间，竟冒险与访民结伴进京上访。结果刚到北京，就被地方政府驻京办截回，所有幻想彻底破灭。眼看出境无望，我只能在无边绝望中继续苟活。一边外出打工，一边追讨多年前借出去的数十万元血汗钱。

三、沦为囚徒的盛夏

2018年7月26日下午，我的民间借贷案开庭。作为原告，我带着两位证人和律师前往法院。刚进院里，便被早已埋伏的警察当场擒获。众目睽睽之下，我所有的随身物品被悉数没收，双手反铐在背后，套上黑头套，被五花大绑像牲口一样押往颍上县公安局，再次被绑上约束椅，接受十几个小时的残酷审讯。在约束椅上无法动弹，颈椎、腰椎和头部因长时间拉扯痛得像要断裂，剧痛如万刀凌迟，折磨得我生不如死。其间，戴着手铐上厕所，面对的也是毫无隐私的透明玻璃门。尊严被剥得一丝不挂，羞耻与屈辱像潮水般把我淹没。

办完所有手续已是当晚十一点多，我被送往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体检，全程手铐加身，滴水未进。那天中午因准备开庭，我就没来得及吃午饭，警察出去吃大餐时把我锁在车里，没人管我是否饥渴。想到自己瞬间从原告沦为罪犯，官司被迫中断，几千元诉讼费也打了水漂，人身自由被剥夺殆尽，我气得浑身发抖，头痛欲裂。体检时血压飙升至180多，他们却连一粒降压药都没给我——而在外面，我的血压一直都很正常。

约凌晨两点，体检结束后，我被押至阜阳市女子看守所。管教冷冷地命令我脱光衣服全身检查，要我亲手扔掉刚买的高跟鞋和长筒丝袜，换上粗劣的囚拖鞋。办完入所手续，已是凌晨三点。戴着手铐穿过一道道沉重冰冷的铁门，我被扔进新犯过渡监室。途中，管教问我犯了什么事，我低声答“妄议皇上”，她发出一声刺耳的嗤笑：“吃饱了撑的，我看你是活腻了！”。

深夜里，一道道铁门撞击的巨大回声如丧钟般在走廊里回荡，令人毛骨悚然。当最后一扇监室门打开，一个戴小红帽、穿蓝马甲的女囚面无表情地朝我走来。我吓得魂飞魄散，以为要打我，本能地转身就跑，惊恐地大叫：“妈呀，她要打我！”身后的管教往我后背狠狠砸了一拳，怒骂道：“想死啊！你还想跑？”后来我才知道，那不过是值夜班负责搜身的犯人。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三天我也被迫干起了同样的活。一进看守所管教都命令脱光检查了，也不知还能搜出啥名堂。

小红帽让睡在最外侧的人往里挤挤，那人揉着眼睛，极不情愿地挪了挪。我只能侧身靠墙，勉强躺下。因是半夜，大家都在睡觉，我根本无法洗漱——两顿没吃、没洗澡，还处于生理期，一身污秽臭汗就躺下了。七月酷暑，监室热得像蒸笼，铺板烫人，灯光刺眼，头顶两个小电扇转得有气无力，感觉不到一丝凉爽，我睁着眼睛流泪到天明。

四、看守所的非人日常

第二天清晨，不到六点所有人就被粗暴叫醒，昏昏沉沉中被迫学习叠豆腐块被子。未及熟悉，晕头转向地就被管教带到C4监室——因为我的“政治犯身份特殊”，狱方害怕我“污染”新犯，所以只让我过渡了几个小时便迅速调号，并特意安排几个老犯人对我进行二十四小时全方位严密监视。

一踏进C4监室，眼前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一个个囚犯们浑身长满密密麻麻的痱子，还有人身上长了恶疮，有的已经溃烂流脓，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腥臭。我从未见过如此惨状，心中悲凉地想起那句歌词——“我们不一样”。我天真地以为自己不过是来“体验生活”的，而她们却是要在这里生活的。谁知到了第三天，现实就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也变得和她们一模一样，全身爬满了又红又痒的痱子，有好多被我挠破，溃烂得更加惨不忍睹。

我跟号长反映，自己昨晚没洗澡、没换衣服，生理期身上又脏又臭。号长随手扔给我一条之前释放的老犯人留下的旧内裤。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我别无选择，只能用自来水简单冲洗了一下身子，套上那条可能带着病菌的破内裤。接下来的早饭，更是对肉体的折磨。在看守所，因为不从事创收性生产，伙食差得连猪都嫌弃：寡淡无味、见不到几粒米的稀面汤，粘着苍蝇的馒头，以及几根干瘪的咸菜。所有的食物，都是从墙角那个低矮的小洞里塞进来的。每当开饭，那个洞口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几乎趴在地上、如牲口般乞讨食物的卑微姿态。

五、告密、惩罚与禁锢

吃过早饭，就被戴上手铐去审讯室接受审讯。审讯也审不出啥名堂，都是网上那些破事，无非是妄议朝廷、妄议圣上，反正都是自己言论惹的祸，与他人无关，案子比较简单。出于对未知惩罚的极度恐惧，我全都承认了。

被押回监室后，一个犯人悄悄问我犯了什么事，我低声说是“寻衅滋事”，因言获罪。她听完后，和旁边的同犯交换了一个眼神，低声感叹道：“你看中国可有人权和自由？在民主国家骂总统都没事，在我们这，网上说几句话就进来了，上哪说理去？”

在高墙内，居然能听到这样闪烁着真理与反叛的言论，让我震惊之余，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感动。她的话，瞬间拉近了两个陌生囚徒的距离。看她的气质，我猜测她可能是信仰犯，一问果然是D法弟子，在外面发传单时被捕。我虽不是修炼者，但能和同为政治犯的她关在一个号里，对我而言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于是我就趁背监规的时候，找机会坐她旁边和她小声聊天。没想到刚聊两句，就被一个专门监督我的，我们阜阳当地的一个诈骗犯告密到管教那。惩罚来得极为迅速且残酷，那个D法弟子当时就被强制调号去了隔壁监室，而我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与禁锢。直到半年后我被投劳到监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虽然在半年时间里，我们仅仅一墙之隔。因为我的“高危存在”，此后监室再也没有安排过任何一个所谓的邪教犯，我的言行被更加严密地监控，孤立感如影随形。

三天后，管教找我谈话，突兀地问我：可认识某某人？我一愣：“认识啊，他是我初中同学。”她说：“你可知道他在我们看守所工作？”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因为毕业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交集。她接着说：“你家人为你的事找到他了，他这两天忙好了就来看你”。听到这个消息，在冰冷的绝望中，我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温暖。让我惊喜的是，第二天他真的来看我了。见了面，我尴尬地说不出话，他第一句话便是：“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可后悔？”在那种高压窒息的环境下，除了顺从，我别无选择。我只能说：“后悔。”他叹了口气说：“既然后悔了，就要写悔过书，认罪悔罪，要写真诚点、深刻点。”我说没有纸笔，他让我找管教要。

在看守所，犯人们不仅缺衣少食，更将纸笔视为绝密管制物。如果没有深厚的背景，普通犯人想要得到一个圆珠笔芯、一张白纸，比登天都难，他们甚至连开口要的勇气都没有。从失去自由的那一刻起，所有犯人都会被体制驯化得，在内心深处认同自己‘罪人’的身份，在管教面前蜕变成听话的小绵羊。

后来，我试探着向管教讨要，也许是看在我同学的份上，真的要到了一张A4纸和一截短短的圆珠笔芯。拿到纸笔的那一刻，我如获至宝，趴在膝盖上字斟句酌地写下了认罪悔过书。那时我天真的以为，只要认罪悔过了，很快就能被释放回家。

然而，等待的日子漫长得没有尽头，看守所的生活如同一潭发臭的死水，压抑得让人要发疯。

六、省厅提审与肉体崩塌

大约一周后的一个上午，管教再次带我去提审。一进审讯室，我敏锐地察觉到了异样——以往提审只有两个人，这次却整整来了七八个警察。他们一开口，大部分是合肥口音。我心头一震，意识到这次是省公安厅来人了。后来在看守所的报纸上，我果然证实了那天来的是省厅的几位主要领导。他们居高临下地盘问我，那些言论都是谁指使我发的？和国外的人有没有联系？国外的人主要是指张林和姚诚。”我平静地回答：“没有任何人指使教唆我，和张姚也从不联系，他们回不来，我出不去，有什么好联系的？”

在我看来，看守所与监狱最大的区别，仅仅在于看守所不用参加强制性的生产劳动，其余的监规纪律以及对肉体的惩罚、限制大同小异。可对我来说，看守所的“清闲”反而比监狱的“苦役”更折磨人。在监狱干体力活，身体能不停地活动；而在看守所，除了每天放风时，打开后门走到那十几平方小院子里晾晒一下衣服外，其余的所有时间，都必须窝在一个低矮的小塑料凳子上。

那是一种近乎自虐的姿势，每天要保持十几个小时，连腿都不允许伸一下。一旦遇到雨雪天气，连这半小时的放风也被无情取消。我们只能从清晨一直坐到晚上十点多睡觉，中间唯有做操的十分钟可以稍微活动筋骨。

最让我恐怖的是“罚坐监”，那是对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所有人必须在铺板上保持标准的坐姿，两个小时纹丝不动，宛如一尊尊凝固的囚徒雕塑。脸上即便有蚊虫叮咬也不能拍，眼睛都不能眨一下。如果期间不幸拉肚子，只能拉在裤裆里。虽然管教不会时刻在现场，但头顶的监控摄像头无处不在，你永远不知道冰冷的镜头背后，正坐着哪双窥视的眼睛。因此，一个号房里30人都被驯化得异常听话，整个监室静得落叶可闻。但凡有人敢轻微动一下或发出一丝声响，为了不被连累，其他犯人会立刻像疯狗一样跳出来制止并告密。

只要遇到不听话的犯人，管教就会默许甚至指使其他犯人实施暴力。有一个50多岁的盗窃犯，因为脑子不太灵光不会见风使舵，经常被几个年轻犯人拳脚相加。最惨烈的一次，被暴打一顿后，按在地上强行灌下了排泄物，现场恶臭熏天、惨叫连连。我因为看不下去替她鸣不平，结果被管教叫到办公室狠狠臭骂了一顿。管教拍着桌子对我咆哮：“她不老实就该打！打得还不够！”后来我才知道是管教指使犯人打的，那个可怜的女人，最终被彻底折磨成了精神病。

看守所物资匮乏得如同荒漠，每个犯人所有的家当，仅仅是一个塑料凳子和一个塑料箱（新犯人连箱子都没有，只能和别人挤着用），衣服和可怜的生活用品胡乱塞在一起。吃饭或偶尔需要签字时，只能弯腰撅着屁股趴在箱子上，那种姿势卑微、驯服，像极了正在槽前进食的牲畜。

因为僧多粥少，犯人之间每天都会为了抢夺一点微不足道的空间或资源而吵架，甚至大打出手。那时候，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能有一张普通的桌椅，一张纸和一支笔，能让我像个尊严尚存的人一样，趴在桌子上看书写字。但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白日梦。

在看守所的半年里，除了几本翻烂了的法律常识书，就只有几本粗俗的快餐言情小说。即便有书，在那种随时可能被吞噬的恐惧与焦虑中，也根本无法静下心来看，整日惶恐不安。

由于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久坐不动，很快，每个犯人的屁股两侧都磨出了两块黑疤。我的腰椎和颈椎很快就坐废了。看守所每天要经历数次点名，点名时所有人必须抱头蹲下。每一次，我都因为腰部剧痛而蹲不下、起不来，因此经常被视为“对抗管理”而受罚。后来，病变开始压迫神经，我的右肢酸麻无力，走路一瘸一拐。在看守所“只要不死，就不算病”，像颈椎、腰椎病、生疮流脓这些，干部绝不可能带你去医疗室。因为久坐，我还患上了严重的痔疮、便血。在外面时我从未有过痔疮，而在里面，这种病根本得不到任何检查和治疗，连洗个热水澡都不可能。

管教找我谈话时，我哀求她给我找点活干，再脏再累都行。她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哪有活给你干？大家都是一样对待的，别人不干，怎么可能专门给你活干？”身体在日渐崩塌，可即便痔疮和腰腿疼得马上要死掉，你依然得按照标准姿势坐好，每一秒都是痛苦的煎熬。到后来，我每时每刻都盼望着被提审，盼望律师来会见。因为唯有在那些时刻，我方能被允许站起来，有机会稍稍走动，缓解身体的崩塌。

每次公、检、法的人来提审，我都反过来催促他们：“快一点，把程序走快一点！”如果不能无罪释放，就求他们速判速决。我宁愿去监狱接受繁重的体力劳役，也不愿再在看守所的塑料凳子上，把自己坐成一个废人。

转眼到了腊月，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律师来会见时对我说：“你的事不是什么大事，我们在外面再努力一把，争取让你回家过年。”听了他这句话，在漫天的飞雪和无边的黑暗中，我又一次无可救药地做起了回家过年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