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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精神病露宿者的自白:我想有「翻身」机会,但敌不过人生及         ★★★
80后精神病露宿者的自白:我想有「翻身」机会,但敌不过人生及
作者:陳娉婷 文章来源:关键评论 更新时间:2017-02-26 13:48
身材健硕、一腔热诚与正义感的年轻人嘉曦,每星期会拿着一大袋面包、杯面、饮品探望露宿者,在露宿者被食环署职员洒水、扫走家当时,他会在示威请愿行动中挺身而出,雄辩滔滔地为他们发声,许多人误以为他是一名社工。其实,他也是露宿群体一份子,在深水埗区断断续续露宿6年,对露宿者的处境有着切肤之痛,加上口才了得,偶尔会被小区组织协会(简称社协,或SOCO)邀请为露宿者在立法会或示威行动上「代言」。
「我不知道困难的日子会有多漫长,可能过埋听日就上楼,也可能要等到我离开人世,但我相信只要一个人不贬低自己,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你会有翻身的一日。」
嘉曦渴望「翻身」,更立志要做一名真正的社工,帮助弱势社群,但几年前患上精神病,却让他饱受社会的白眼,难以找到一份长工,几次租到棺材房、劏房后又因租金上涨、工作不稳而流落街头。尽管命运弄人,他直言最难受的,还是政府对露宿者赶尽杀绝的态度,「你(政府)要赶走我唔紧要,但你连听我们说话的机会也不允许,会否太绝情了?」
今天,他决定站出来,就是要换取一个被聆听的机会,向我们剖白自己的际遇、露宿者的辛酸,以及政府如何无理对待这班位处社会最底层的人,希望香港的露宿者问题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露宿不是我的个人选择」
「无人会想瞓街,很多人只是迫于无奈。」嘉曦斩钉截铁地说。
在2013年的立法会会议上,社会福利署助理署署长曾形容露宿街头是很多露宿者的「个人选择」,理由是「节省金钱」、「瞓街较为方便」、「不愿与他人同住」,一度惹来多间小区组织的反弹,指责这种说法等同推卸责任给露宿者,彷佛意味着不需要太多政策或援助的介入,露宿只是一已的喜好或是失败。
对于社署的说法,嘉曦感到被误解,因为他的半生命途坎坷——父母双亡、恶疾缠身,露宿绝不是由自己一手造成。而且,有别于上一个年代较常见的吸毒、酗酒、赌博型无家者,他属于新一代的经济型无家者,露宿的主因多数是失业、应付不了暴涨的租金,背后是一连串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如房屋短缺、经济不景、楼宇租金不断上升等。
「16岁时,父母突然过了身,房屋署便收回当时的公屋,因为当时未够18岁,政府便派福利署上门,问我想入住保良局,还是找一位亲戚作监护人同住,我选择了后者,与外婆同住。过了两年,外婆亦离开人世,房屋署又再次收番间公屋。」
「没办法,那时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怎样去加番个名在阿婆的公屋上,房屋署按『规则』要收番。」面对房屋署的无情,以及亲人的逐一离世,年纪尚轻的他伤痛之余,更感无助和孤独,在身无分文之下,他读完中三便辍学,省下升学的钱,出来打工养活自己,好让自己「有瓦遮头」。
学历低微的他,起初靠一把口搵饭食,当上了手表推销员,收入不错时还能租一房一厅的单位居住——直至他患上重病,失去工作能力。「大概是2010年中吧,肾脏、腰骨等问题涌现,每隔几天就要请病假,请不到假便变做part-time,但后来病到连freelance也应付不到,便沦落至失业、交不起租,要露宿街头。」他这辈子也不会忘记,人生第一次尝到被业主赶出街的苦头,是在2011年的农历新年前夕,那天家家户户都窝在家中吃团年饭,他却在冰冷的深水埗的街道上蹓跶至天亮,要到避寒中心「过大年」。
露宿诱发精神病 没有地址难找工作
16岁失去双亲、18岁失学、20岁失业,嘉曦无家可归,无依无靠,在漫长的孤独日子中,他患上了精神病,首次病发是在露宿后的两年,「当日我上社协找阿东(社协干事吴卫东),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突然不断撞头埋墙,又拿剪刀自残,幸好阿东及时制止我,送我进医院急症室。」急症室将他的个案转介至精神科,被医生确诊为「思觉失调」,认为成长背景、露宿、失业都是病发原因。
然而,一日未摆脱露宿的困境,嘉曦的病情只会恶化下去——几个月后,他试过割脉自杀,再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及后在2015年年头,又曾失去控制及知觉,整晚在街上大叫大嚷、胡言乱语,演变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至今仍要服用大量药物才能保持清醒。
沙田医院精神科医生严始立表示,露宿者精神病发的机率比平常人高,亦有精神分裂者因出现妄想、被害的症状而不敢回家,沦为露宿者,根据她在2015年做的香港无家者精神状况抽样研究,高达56%的露宿者都患有精神病,惟大部分没有「识病感」而延误诊治,嘉曦算是比较「自救」的一群,愿意自己求医。
嘉曦直言,最令他困扰的,不是病患本身,而是社会对精神病的歧视和不解。「找一百份工也没有回音!不知道是我诚实还是愚蠢,每次我都会向雇主坦言我有精神病,因为有时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便要覆诊一次,我点都要向他请假。不少雇主听罢都说:精神分裂会斩人喎!然后便叫我等消息。」「又有一次,我住在仁爱之家(露宿者临时收容中心),半夜大吵大闹,被宿友举报,修女误以为我吸毒,便将我赶出宿舍,说我会影响其他人,我不断跟她解释这是精神病,她也不相信。一个月的宿期,本来已经很短,但旁人的不信任,却令我连宿舍也住不到。」
他认为,精神病、露宿者是双重标签,让他们成为边缘中的边缘人,是求职的一大挑战,更难单靠自己力量脱贫。「求职申请表上地址一栏,我们又应该写什么呢?通洲街公园?深水埗某隧道?明爱医院急症室?你不能这样写吧,就唯有漏空,但雇主一定会追问,最后还是如实招来,份工便石沉大海。」他又表示,有些露宿者连手机号码也没有,或弄丢了身分证却没钱补领,根本无可能成功求职,但若他们要申请综援,每月都要参与强制性的自力更生计划,每两个星期应征两份工作,通常都会失败而回,原因不外乎上述几点,他希望雇主能更寛容地看待他们的难处,给他们一个起点去以工作摆脱露宿生活。
多次上楼仍不敌贵租    陷入「再露宿」循环
有些人以为露宿者意志消沉,甘愿一世瞓街,没有向上流的动力,但根据城市大学联同四个小区组织、其他四家大学合办的《2015年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行动》显示,在全港1614名露宿者中,有近六成(58%)露宿者曾在露宿期间成功重新「上楼」居住,但达五成(52%) 人最终仍是敌不过租金无止境上升,无钱交租,又或交了租就无钱生活,惟有弃租、瞓街,露宿的恶梦犹如「永劫回归」——平均每人「再露宿」的次数为4.18次,情况令人哗然。
以嘉曦为例,在露宿期间,即使周身病痛仍坚持自力更生,精神状况较稳定时,便到处找一些散工做,如搬运、建筑、清洁等,以负担日常的基本生活开支,「只要是能力做到,及不犯法,我都会照做。但只会选择在深水埗区工作,连交通费也省下。」每个月数千元的微薄薪金,让他由2011年年头至今,上过五、六次楼,睡过三十呎的木板隔间房,也睡过只容下一个身位的棺材房,但还是摆脱不了交不起租的宿命,一间木板隔间房今个月2500元,下个月可跃升至3000元,他宁愿省下租金,换来一日两餐。
嘉曦表示,这是香港欠缺租务管制的荒谬。「在尚有租务管制的年代,业主不能胡乱加租(每两年一次的加租,幅度亦不得超过三成),或随意踢人走(若租客愿意缴交市值租金,业主必须同意续租),较能够保障租客的权益,但1998年政府取消管制后,私楼租金疯狂飙升,业主见到有新客比你更付得起钱,就可踢走你。」
他说,本来租客可以透过地产代理商找业主签订具法律效力的《标准租约》,在一年「生约」内可不被加租,但实际上,他身边的露宿或基层朋友连代理费也没能力缴付,只在街边招贴、报纸广告上找单位,这些不受《租约》保障的租客只能「睇业主眼色做人」,既没有议价能力,也承受随时被新客取代的压力。
针对租金暴升的情况,小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建议政府恢复租务管制,减低基层市民因交不起租而露宿的机率。在2016年2月社协提交立法会扶贫委员会的意见书中,社协建议政府若能重订管制,应限制租金升幅在两年内不能超过18%,并指出1998年撤销租金管制是缘于金融风暴,当年是为了减少市场干预,刺激经济增长,但今天本港经济已回复炽热,物业炒卖令楼价及租金屡创巅峰,受罪的只是基层市民。
「拿了综援也要照旧露宿」   四成露宿者拒领综援      
即使租金、物价如此高昂,嘉曦坚持如非「死到临头」也不领取综援,在长达6年的露宿生涯中,他只领过两次,每次只维持数个月。「我有想过拿综援,但每次入到门口,白眼太多,还是却步了。我这么年轻,实在不好意思与老弱妇孺去争福利。」「但有两次,我病到任何工作也做不来,身上一蚊都无,惟有硬着头皮去领取,然而一找到工作,我便会放弃份福利。」说穿了,露宿者也是人,不想伸手向政府讨钱,也是为了面子和骨气。
社协干事吴卫东说,本港约有四成露宿者如嘉曦一样,他们没有申领综援,只靠低收入工作、拾荒维生,宁可自食其力。「其余的六成人即使领取了综援,也不代表交到租,因为现时单人的租金津贴只有1700多元,但一间无窗棺材房的平均价格也要1800-2000元,额外金钱补贴不了,还是要露宿。」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政策研究及倡议主任黄慧贤就表示,这种「超租津」(租金超过津贴金额)的情况在香港十分普遍,占所有一人综援户的54%,主因是香港的房屋租金不断上升,出现劏房「豪宅化」的现象,加上旧区重建,新楼落成或修缉过后租金亦会提高,基层市民成为最终受害者,即使有拿综援补贴生计,也宁愿睡在货柜车内、天桥底,省下租金及家具费用。
家庭破裂碍申请公屋 轮候及申请过程「非人化」
综援不够租、私楼租不起,这些都是私人租务市场的「死症」,因此嘉曦认为政府能协助露宿者彻底摆脱街头生活的唯一正途,还是让他们早日入住公屋,但对他来说,这竟然又是一条死胡同。「刚开始露宿时,我有尝试申请公屋,但等了几个月,都等不到一张蓝卡,即排公屋的编号筹。」没想到,房屋署最终否决了他的申请,他连一张公屋的入场劵也拿不到。
直至房屋署通知,嘉曦才发现,原来小时候与父母同住的沙田公屋单位名册上有他的名字,因此房屋署以「享用过政府的房屋福利」的理由拒绝他的申请,但当他要求进行除名手续时,结果又是失败而回。「由于父母死后没有留下房屋证,当年外婆也没有为他们申请死亡证,加上年代久远,难以追溯10几年前的事情,房屋署表示无法为我进行除名手续,终身都不能再入住公屋。」
「我不断跟他(房屋署专员)说,不是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只有16岁,根本无法继承该单位,又不懂什么除名的手续,更莫说申请死亡证,我外婆执汽水罐、执纸皮,对这些也一晓不通。但房屋署的人却表示,我一日交不出相关文件证明他们的死,一日都无法申请公屋。」
嘉曦无奈地表示,很多无家者的背景都是家庭破裂,引起一连串的「技术性」问题,例如有些人尚未与分开已久的配偶办离婚手续,有些人与父母分居、离家出走多年未曾除名,都窒碍了公屋的申请进度及机会——家庭、婚姻的问题,突然变成各种申请过程中的限制,他质疑为何政府不能更「人性化」地处理社福事宜。
社协干事吴卫东补充说,处理这些特别情况涉及繁复程序,包括申请法援、上庭、见律师、社工转介,动辄花费经年,某些露宿的长者有机会等不到公屋就过身。他又指,大部分露宿者是单身人士,排在公屋大军的队尾,而每年单身人士编配单位只有约2000个,但总轮候人数达14万人,无数人等了十年廿载也未上到楼,「假设一个人今年30年岁,根据非长者单身人士计分制,由146分开始排到58岁才能排到standard入屋的400多分,要等足28年。」
政府四处驱赶成游牧民族    宿舍起在垃圾站上面感侮辱      
除了公屋以外,其实香港有四间免费临时收容中心,能够暂缓露宿者的住屋需求,包括救济会自负盈亏的湾仔、油麻地、深水埗区的露宿者之家,以及天主教仁爱传教修女会自资的仁爱之家,但吴卫东批评,这些宿舍的住宿期过短,为期1至3个月,许多露宿者尚未找到工作维生就要退宿,变相要「再露宿」。
嘉曦曾住在露宿者之家及仁爱之家,他表示宿位严重不足,以露宿者之家为例,深水埗区的露宿者达几百人,但该区床位只有70个,晚上经常爆满。另外,夏天时露宿者之家的环境较恶劣,木虱为患,且没有冷气,70多个人聚居在一起,感觉局促亦易生争执。然而,他认为有宿舍住「起码叫有瓦遮头,较瞓街有安全感」,故建议政府应资助这些机构扩建宿位。
最令他不满的,是三间露宿者之家兴建在垃圾站、公厕上面,卫生环境恶劣,令他感到侮辱,「我不介意闻臭味,但如果政府当我们是人,为何把我们摆在垃圾一堆?」事实上,在2013年,政府曾为了扩建油麻地戏院二期,而提出重置上海街的露宿者之家,却没有借重置契机纾缓宿位的紧张,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提案仍然是把垃圾站与宿舍放在一起。
嘉曦说,某些露宿者不介意没有宿位,但最基本的需求是以隐蔽的方式生存,例如住在天桥底、隧道等,以不影响到街坊为主,又可以收埋自己。但随着近年食环署的驱赶、洒水行动愈来愈多,他们惨被「愈赶愈出」,赶到一些比较「明目张胆」的地方,如街道旁、店铺门前,容易惹来街坊投诉环境及卫生问题,令食环署又有更多的理由驱赶。
更甚的是,这只会令街头上的「游牧民族」愈来愈多。「露宿者分成两种,一种是居住在固定地点,周围有配套设施如公厕、凉亭等,这些人通常用木板搭屋,并形成一角部落群居;另一种是游牧民族,他们通常独来独往,身上只有少量的行李,去到边就瞓到边。前一种露宿者能维持仅有的人际网络,遇事如财物被偷时能互相照应,但随着政府的驱赶次数增加,愈来愈多露宿者成为游牧民族,变相社工较难接触到他们,生活更形动荡及孤立无援。」
他认为,政府根本无心解决露宿者的社会问题,不是以协助他们脱离街头生活为目标,而是把他们赶出大众的视线范围,本来无家可归已经够悲凉,但现时在街道上的最后生存空间也被扼杀。「政府从来没有专责部门处理露宿者问题,只是把一切责任外判给NGO,而社署的登记露宿者人数只有800多人,远低于民间调查的1600多人,连人数也掌握得不准确,针对性的援助又何从谈起?还有,政府平日的行动只有三招:清洁、行政手段驱赶及落铁马,有不少露宿朋友都感到很委屈,在他们眼中,我们好像与老鼠、蟑螂同等地位。」
(来源:关键评论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60075  2017/01/26)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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