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6 15:25:53 新华网山东频道)
●由于妻子患病多年,他耳闻目睹了医药行业的种种黑幕。
●他以一己之力做出了一项惊人之举———联络其他542位普通公民,以联署公开信的形式,请求有关党政部门根治这些“顽疾”。
●他叫刘飞跃,湖北省随州市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
新华网山东频道2月6日电 今年1月14日,当全国人民正忙着迎接春节的时候,湖北省随州市的青年教师刘飞跃却在忙着另外一件事:他将一封征集到543人共同签名的公开信,以挂号信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同时发往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医药行业长期存在的“药价虚高”等问题,并请求上述机构采取措施根治这些“顽疾”。
对于医药行业的种种“沉疴”,国人并不陌生,但普通公民以一己之力征集数百人联署公开信,并上书国家部委,声讨药价虚高等现象,却是破天荒头一回。
目睹医药黑幕愤而站出叫板
记者:你为什么会想到“征集签名”?这次征集签名的行动是怎样进行的?
刘飞跃:看病贵,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反映老百姓对医药行业的不满,对生的渴望,以我一个人的名义是缺乏可信度的。我希望众多群众的签名对政府、对社会产生影响。
我主要在随州市的一些公共场所随机找到一些人,把我起草的公开信交给他们看,解释我为什么要搞这个签名信,请他们本着自愿的原则一个一个签名。签名的有工人、农民、学生、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等,他们和我都素不相识。
记者:你在公开信中列举的一些医药界丑恶现象,是亲身感受到的,还是通过别人了解到的?
刘飞跃:既有我自己的亲身感受,也有别人介绍的。我的妻子是肺结核患者,从1995年到1998年,我先后带她到随州市和武汉市的多家医院治疗,吃了无数的药,花了无数的钱。几年中,我们两人的工资全部用于买药,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没添置过任何家具、电器,而且负债累累。
我在陪妻子看病过程中,就请医生吃过饭、钓过鱼,送过红包。我也亲眼看到一个衣衫破旧的农妇哆里哆嗦递给一个内科主任30元钱,央求他为自己的儿子多费心,这位主任居然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这30元钱。我当时的感觉是他真是“大小通吃”。
在这次征集签名过程中有人告诉我,他的一个邻居原来家境并不好,后来其姑夫当上了一家医院的院长,这位邻居也做起了药品生意,时间不久就盖了房买了车。
尽我匹夫之责甘为百姓呼号
记者:你在公开信中很具体地列举了一些药品的出厂价与零售价之间的巨大差距。
这些数据是你亲自调查得来的吗?
刘飞跃:不是,是权威媒体公开披露的。例如,“贵州圣济堂制药厂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成本不足5元,政府的最高限价是46.80元”,这组数据来源于《人民日报》2002年9月27日《质疑药品“最高限价”》一文。
药价虚高不是什么秘密。面对政府的最高限价,各地新出现的“平价药店”里某些药价降幅即使达到45%,经销商仍有6%—10%的利润。
我们认为,药品的虚高定价,给药品回扣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导致了医药行业性腐败,从源头上造成了老百姓看病贵,看不起病。这也在客观上保护、纵容了现有的不合理医疗体制,没有对医疗改革形成足够的压力,制约了医疗改革的进行。
记者:你认为这封公开信对于革除存在已久的医药体制弊端、消除药价虚高的现象能起多大作用?
刘飞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于我们看到的问题,对于我们遭受的痛苦,我们不能不行使我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的权利。我希望能以这种方式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良性互动。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不去想办法改变它,那么问题永远是问题。关注的人多了,为之努力的人多了,就一定会有好的效果。对此我充满信心。
相关链接:刘飞跃等人的公开信(摘要)
我是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学校一名普通教师。我作为患者家属长期与医院、医药行业打交道,对药价飞涨极度不合理深有感触。2003年下半年我利用工作之余走上街头,历时几个月征集了500多位群众签名,以便向国家主管机构反映药价问题和提出相关请求。 现在医院的医生普遍多开药、瞎开药、开贵药、开单提成、收取病人红包。结果救死扶伤的医生却生财有道,部分医药代表年收入超过几十万元。
而中国的一般病患却与此形成鲜明强烈对比:他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为活命许多人家徒四壁、负债累累。现在社会上流传的民谣是:“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好命,歹命,没钱看病不要命”;“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等等。 看一看医药销售的实际情况,就完全可以理解民众何以对此怨恨交加:贵州圣济堂制药厂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成本不足5元,政府的最高限价是46.80元。山西恒大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络血宝注射液,企业给经销商的实际供货价是2.10元,可物价部门给其定的零售价是14.50元。药品销售的环节多得难以理喻,而多一个环节无疑就多一层克扣盘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看到医药问题的严重和危害,不敢不说,不能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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