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甜苦辣签名记
我签名签的最多一次是在一个工厂小区，里面下岗工人很多。那是一个上午，小区里工人们三三两两在聊天。我把签名信首先递给了一个60岁左右的老工人，签名信他大概看了一半，就非常激动地喊了起来：“张师傅、王师傅，你们快过来签一个”。于是一下子过来了一、二十人，大家纷纷签名，其中一位师傅说：“我那位老伙计不在，这么好的事我替他签一个行吗？”我说：“不行，签名一定要真实，签字的笔迹要不一样”。签好后我还和师傅们聊了一会，《南方周末》报道中谈到的“有些药像糖水一样，治不了病也死不了人”就是从这儿来的。
有一次我在医院签名，遇到一对夫妇抱着一个小孩坐在医院走廊里，我想这一定是来看病的。于是我把签名信递给了丈夫。他很仔细地看完后，抬走头，语气坚定地说：“我不签”。我有点诧异，我还没有遇到这么坚决拒签的。过了一会儿，我听有人喊那位丈夫：“刘师傅，急诊室的灯坏了，你赶快去修一下”。原来他是医院的职工。
在签名的过程中，最令我感到困难的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天下着毛毛细雨，我往来于火车站、汽车站征集签名，一个多小时下来竟没有签到一个。我当时感觉这事做不下去了。后来一想，人出门在外，警惕性是要比常人高。
这次签名还有一点遗憾，我没到农村去签。但我在城里找过许多农民工，他们往往能讲出许多看不起病的例子，但签名时却不太勇跃。
整个签名应该说签名的比例很高，大约占80%，拒签并不重要，但有些人拒签的理由让我感到心痛。
“签名没什么用，胳膊拧得过大腿？”
“签名给钱吗？给钱我就签”
“别掺乎这些事，个人把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对他们说：“表达观点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中国正是因为咱们老百姓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不愿抗争，所以像‘看病贵’这些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才会越演越烈。”
半年的签名经历不仅锻炼了我的社交沟通能力，还使我对社情民意有了一个更准确的把握。
公开信发表后的反映
2004年1月14日我把543人的签名信用挂号信和电子邮件同时寄给了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和中纪委，随后还寄给了一青年报，该报没有回复。后来此信在海外由中国人权进行了散发，国内第一家报道的媒体是《南方周末》。随后国内外又有多家媒体报道，主要有山东电视台、齐鲁晚报、香港《民报》、《太阳报》、《南华早报》、《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等。广州〈新快报〉3月底又连续两天进行了后续报道。
公开信的消息在海内外披露后，我周围许多人给出了积极评价，由于这件事的影响，以前对我不太理解的一些亲戚、朋友、同事在态度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同时我还收到国内外大量热心朋友的来电来函。西安的一位现役军官辗转找到我家的电话号码，谈了许多对医药的看法，最后他还批评我的公开信太客气了、不够严厉。美国的一位华文教授深夜4点打来电话给我提了四条建议。在众多的群众来信中，有的表示声援，有的谈了看法，有点的要求签名。下面摘取其中一封：
 刘飞跃同志，您好，我叫罗××，住广东佛山市……，我是一个63岁的退体工人，多年得了糖尿病，每月退体金500多元，光吃药就已经花去了½，为了维持起码的三餐，根本无法加强营养，因此手足并发症也出现了，每天生活十分痛苦，早有了厌世的念头。今天在《新快报》上看到你的正义之举，我们广大患者奔走相告，决心和你站在一起。我已把多人签名的信寄给了发改委，还将继续努力。
每当面对这一个个热情洋溢的电话、信件，我只有一个想法：把维护生命健康权的行动坚持下去。并努力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