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7月24日在武汉麒麟剧社京剧《济公活佛》的演出中，以喜剧包袱方式，将中共的红色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原词即兴改为“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加入“我佛耶如来耶，妈咪妈咪哄”等戏谑词句，以此制造喜剧包袱。

台下笑，网上炸。演出片段在网络传播后，舆论发酵，有正义群众举报此乃篡改红歌、歪曲红色经典、未报备。武汉市文旅局随后于8月11日发布通报说，该场演出虽取得合法许可，但郭德纲的改编唱段未在报备材料中体现，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已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

官方的处理迅速在舆论场激起了强烈反应。处理通报强调的重点是“未报备”，而相声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临场。演员看见台下的反应，临时抖一个包袱，当天发生了什么新闻，可以拿来调侃，一句话说得观众笑了，演员再顺着这个笑点往下走。这种临场不可预测性，本来就是相声能够存在几百年的原因。相声之所以是相声，就是因为演员在现场拥有一定的发挥自由。

但是，一个连演出都必须提前报备的极权下的文化管理体系，恰恰天然排斥这种自由。“未报备”意味着无论你说什么，只要没有经过政权的事先批准，就可能成为问题。传统社会的基本逻辑是法律禁止什么，公民就不能做什么；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原则上可以做。而现在中国的极权体系的审查逻辑则是你必须事先证明自己可以做。

于是，自由不再是默认状态，而变成审批结果。你想演出，需要报备。你想改变节目，需要重新报备。你想临时发挥，就被立案。你想出版，需要审查。你想拍电影，需要审查。你想做直播，需要平台审核。最终，社会上所有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