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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发堂：见证台湾精神医疗史之症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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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信谕 文章来源：高雄好过日 更新时间：2018-02-09 16: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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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2017年）底龙发堂爆发结核病等群聚感染开始，龙发堂存废再度被提上台面讨论。在堂众被陆续移出，以及司法单位陆续展开调查堂众「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际，龙发堂突然于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暂停精障照顾，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众（虽然3天后堂方就反悔改口）。这样的「反扑」，也让卫生主管机关戒慎恐惧，地方中央已展开紧急应变。
「把你送去龙发堂」是笔者年幼时，有些长辈恐吓不听教训小孩的话语。而「从龙发堂跑出来的」，更是小学学童用来「互相霸凌」之语。
这个耳熟能详、充满着神秘色彩又令人畏惧的地方，到底为什么成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机构的代名词？
从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间精神病患安置处
龙发堂官方版本的创立史，带着点乡野传奇的色彩。创堂住持释开丰俗名李焜泰，仅小学毕业，原在祖先留下路竹农地上务农养猪。但1971年，李焜泰40岁时，不知为何佛性顿开，便在农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为师，但这位弟子连大小便都无法自理，这时，已是释开丰的住持，用草绳将两人绑在一起，「为他讲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并领他从事些简单的劳动工作。」根据官方说法，仅仅几天，这位弟子就变得非常配合，脱胎换骨。
自此以后，高雄地区口耳相传，他所创的小佛堂──龙发堂，不断有新病人家属将病人带来托付，堂史记载「出于同情和怜悯，大师又只好把他们收容下来照顾。」不久之后，龙发堂就发展成数百多人规模的病患收容所，还有养殖场、制衣场等，虽然堂方强调「自由活动、不强调药物、重视社会功能训练」。但最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还是释开丰发明的「感情炼」。堂方让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顾能力差的病人腰际系在一起，互相照顾，但不仅引起争议，还曾经发生过暴力攻击事件，让堂众暴露在风险中。
1982年，大学毕业的释心贤拜释开丰为师出家，并主管龙发堂行政事务和对外发言，让龙发堂逐渐朝组织化发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维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间普遍传闻，不堪长期照顾患者负荷的家属，只要付出1~200万「功德金」，龙发堂就会照顾患者终生，但家属若中途要带走患者，堂方却以这是捐献为由拒绝返还。虽然堂方多次公开否认「买断」等说法，表示是采「随喜捐献」，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开的「居住区」、独特的照顾模式、庞大的堂众群体，加上宗教神秘色彩，也让龙发堂争议越来越多。
存在是否就合理？
龙发堂出现时，台湾精神医疗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970当时，省立高雄疗养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筑，主治医师编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疗养院才成立一年，刚开办60床的住院病床。台湾两大城市都如此，可见精神医疗设施仍相当贫乏。
和欧美相比，台湾精神医疗的起步相当慢，再加上社会的恐惧与污名化，对精神医学知识与制度的引进，也远逊于其他医学学科。台湾现代西方医学的引进始于传教士时代，但精神医学的引进则要回溯到日治时代，1918年台湾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济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养神院在桃园成立，当时尚无抗精神病药物，也没有足够接受精神医学乃至各类心理治疗训练之医事人员，这些医院较多以「人道安置」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布「精神病监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会管束的意义都比较大。
这或许会让人想到法国哲学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的大禁锢时代；傅柯在书中提到，关禁闭是十七世纪才全新创造的制度，是作为一种经济和防范措施，将「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无法融入群体的人」隔离。
古典时代的人们从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选择了放逐，理智获得了胜利。
相对于傅柯笔下的法国，由国家主导的卫生服务在台湾要等日本殖民时期才出现。而从前现代时期一直到现代化开始，台湾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释疯癫之原因，现代国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会互助和宗教团体所取代。许多患者被家属禁锢，或由庙宇等组织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现代化治理机器，战后，由中国殖民政权完成。在日治时期之末，台北帝大已经成立神经精神科，开始引进「理性的力量」，尝试将精神病「医学化」。然而，战后初期整体的公卫政策，「社会角度」仍重于「医学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荣民医院成立，而后西部许多找不到去处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确的反动者」在内，人数多达5000人以上。这些病患除了不用缴纳费用，更可领有少许零用金，会由工作人员带领「购物大队」到镇上消费，接触社会。
当然，除了购物大队外，投票也是集体出动。据媒体报导，玉里医院中为了训练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内贴出选举公报，并反复使用「行为制约」、「社会仿真」等模式训练患者。玉里荣民医院院内过去甚至曾经成立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支部，因而特定政党得票率，居然比眷村还要高。
二战后数十年间，在中央政府的卫生主管单位，竟也没有心理健康专责部门或预算。公卫学者陈瑞容和八里疗养院的彭英杰便提到：「1980年以前，精神医疗是完全归属于社会救助，其实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补助病患生活照顾，解决社会的问题而已，负责的单位是内政部、社会处、社会局等，在1980年以后才由卫生署主导，将精神医疗当作医疗来看。」
这样的情况，当时的精神医疗从业人员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疗养院的叶英堃院长和陈永兴医师申请研考会经费进行了全国八十间精神医疗设施和人力调查，结果让陈永兴永难忘怀，他写道：
「这个研究做完后，对我产生很大的冲击，我觉得市疗简直像天堂一样，没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间和地狱的长相，我们在教学医院内每天穿得整洁亮丽，早上看门诊，中午就是读书会、讨论会，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着准备写报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过着这种生活。几乎每家医学院的学生都走同样的路，根本不知道我们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湾运气最好的病人，当时会将病患送到医学中心住院、看门诊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经济很好的，那时候还没有健保，能送来这里的都是家庭经济能负担得起的人。我们绕了台湾一圈才知道，全台湾的天堂真的没几间，八十间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间，剩下的都是长期收容的院所，不见天日、黑暗凄惨的地方很多。没实地见识过的人，完全不会知道世间有多黑暗。 」
当我们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处境和家属的负担可想而知。在龙发堂病人家属的访谈纪录中，便可以见到，许多家属并非否认现代精神医学，也并不相信龙发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长期求医与进出各类机构的过程中，弄得精疲力尽，最后才找上龙发堂。
甚至连经过台湾一流精神医学训练的医师，也认为：对于无法取得现代医疗资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而言，龙发堂提供一个比起医疗机构更容易负担、更妥适的居住空间。写下这样话语的，正是第一位进入龙发堂调查的精神科医师。
现代社会与精神医学视角下的龙发堂
1982年，台大训练出身，刚到高医不久的文荣光医师，获得堂方同意带队进入龙发堂调查，并在国科会的支持下展开这个台湾特有的医疗行为与民间信仰，以及精神医疗体制的研究。文医师虽以现代医学的角度切入，但对于龙发堂的存在的社会功能，仍抱持开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认为，虽然龙发堂所采用的民俗疗法，疗效上当然比不上现代化的精神医疗院所。不过：「该堂却远胜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机构。因为龙发堂不会把病人当作呆人摆在像仓库一样狭小的空间内置之不理，或以类似人间地狱、恶魔岛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 」（联合报，1984.05.01）
此外，龙发堂采用的民俗疗法也并非完全无效：「在龙发堂，钟声就等于住持开丰，钟声的权威已凌驾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约』行为。…在现代精神医疗中有职能治疗，即教一些手艺，让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宁及训练专心……养猪、养鸡、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职能治疗的原则」（联合报，1984.04.09）
虽然龙发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荣光医师也同时指出，有6成堂众皮肤有异状、4成内科理学检查异常、3成神经学检查异常，另有相当高比例堂众死于感染，这些都是在医学协助下可以避免的。换言之，堂方若没有让堂众接触到充分的医疗资源，当然有其责任。文荣光医师的研究引起了社会注意，而其他专业人员，例如东海大学社工系教授赵庸生也曾带领学生前往参观。
龙发堂以禁锢方式的管理也随着曝光率争加引发争议。尤其在1984年更发生一起备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铐逃出，周边居民以为是逃犯报警，警方出动霹雳小组围捕，引起广泛关注和再次的舆论抨击。龙发堂争议，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会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拟「精神卫生法」。同时，也加速发展精神医疗体系以及扩建精神医疗设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动精神医疗网、来年精神医学会与神经科分割、1989年开始精神专科医师考试认证制度化。硬件方面，推动大型疗养院新设和扩建，例如省立桃疗八里分院（现八里疗养院）、设立500床的嘉南疗养院、玉里荣民医院整建、省立玉里医院设精神科1200床（现卫福部玉里医院溪口复健园区）、北市疗（现北市联医松德院区）复健医疗大楼、凯旋医院综合大楼等，合计总经费达32亿元，并陆续于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启用。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当然，对于精神卫生法的立法，龙发堂大力反对。1989年时，支持精神卫生法立法的高县立委黄河清，因反对龙发堂合法化，释开丰便率领病患组成的乐队，前往黄河清服务处吹奏「西所米」等出殡音乐。不料黄河清数周后居然后在沐浴时死亡，不但民间绘声绘影，释开丰还公开表示，黄河清的过世，是因为「连神明都看不过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卫生法的医师立委洪奇昌，也曾被两百多名龙发堂家属包围服务处抗议。
相形之下，当时自封「民主战舰」，作风争议的朱高正，却在立法院发言相挺龙发堂。由于精神卫生法草案29条规定，精神医疗机构非为医疗、复健之目的或防范紧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当时立委朱高正就表示：「是否于本条定一些客观标准，在施行细则中明定，在我们尚未有足够的精神病院、精神医师之前，对这些机构是否做一妥善处理，以免造成社会问题。」
而当时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王金平则表示：「有许多龙发堂病患家属曾来本院请愿，…….大家听了家属的陈述后，认为很有道理，同时希望能再了解，类似龙发堂等精神收容机构后，再审本法。因为大家认为，龙发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没有能力照顾这些病人之前，对类似龙发堂的机构亦必需慎重妥善处理。」
但不论是龙发堂家属团体，或是反对立委，均未能影响立法内容，另一方面，康复之友协会等对立法持正面态度的团体和其他病友、家属，其意见以及复健需求等面向，也没有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凸显。因此亦有学者批评为「国家官僚独大，缺乏市民参与」的精神卫生法。而从配套建设脉络来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卫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视社会安全，而较少小区化复健医疗的投资。因而在欧美以去机构化与小区医疗为主流已积极发展多年时，台湾则仍持续进行医院急慢性床数扩增。
对现代精神医学持怀疑态度者，更援引龙发堂为例。如中时记者刘挥斌于1990年一篇名为<回首来时路，龙发堂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写道：「现实上，药物治疗对严重精神病患完全无效，这也是龙发堂能够受到病患家属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医界却拒绝省思，以事实成就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反而要借助赋予本身的权源，透过刑法的力量来肯定自我，这种胜利未必光荣。」
不过，朱高正协助龙发堂「走向国际」，帮助龙发堂大乐队、宋江阵到东南亚、中国等国演出，以及牵线让释开丰到中国推广龙发堂疗法等服务。也让龙发堂倍感窝心，甚至成为朱高正的超级助选员。而堂众与家属的票源，也成为各级选举的一大票仓。
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读通过「精神卫生法」后，龙发堂存废引发各界激烈争论，在家属说明会中，释心贤便指出：「精神卫生法草案经总统公布实施后，不但是龙发堂，连所有病患家属，一个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医治疗，都要罚款；因而致死，还要判徒刑，对家属而言，可说是没完没了。」
释开丰为抗议这项政策，竟使出「解散龙发堂」绝招，庞大堂众安置问题果然引发轩然大波，最后不了了之。而龙发堂也因此一直被卫生单位视为烫手山芋。
进入21世纪的龙发堂
之后，处于违法身份的龙发堂，争议丝毫未减。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属向立委余政道陈情，指控释开丰自称是元光神佛下凡，制造合成分身照片夸显神力，还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属膜拜，并强迫信徒购买30-50万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时病患指控释开丰和释心贤收容病患每人索价250万元，并长期凌虐病患，从事无偿劳役。余政道当时曾招开记者会批评龙发堂敛财及凌虐病患，但释开丰对指控一概否认。
2000年6月，监察委员至龙发堂视察，发现该堂确实有结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县府辅导合法化，让病患获得更好的照顾。卫生署及高县卫生局介入后，对龙发堂「堂众」完成身心评估，后续有部分病情严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顾。而政府也规划将该堂改设康复之家及精神护理之家，辅导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释开丰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并发症、中风等原因，堂务早已委由释心贤与第二代住持释心善处理，营运并不受影响。
然而，虽然卫生署核准龙发堂筹设康复之家，高县府社会局也核准筹设康复之家附设身心障碍教养院，但因土地变更等问题，迟迟未合法立案。而虽嘉南疗养院的精神科医师每周三会到龙发堂进行巡回医疗，堂众也服用精神药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龙发堂内给药完全不经管理，堂众难称有接受治疗。而龙发堂内大量病患，也没有像是合法的康复之家和精神护理之家有足够的专业人力、复健活动。
县市合并后，高市府也曾有意辅导龙发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复之家」提出申请，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办非都市计划土地变更作为宗教使用项目辅导合作案，但因「特定农业区之农牧用地原则不得变更使用」而被驳回。在龙发堂并未积极配合解决合法化相关作业下，卫生福利部已于2016年3月31日废止其康复之家150床许可。
而到了2017年，龙发堂更爆发严重疫情。从7月开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结核发生群聚感染，累计确诊阿米巴痢疾个案32例，肺结核6例，在卫生局屡次稽查后，卫生与防疫措施并无显著改善。而卫生局预估龙发堂之潜伏结核感染阳性率(IGRA阳性率)将达40%，也就是多达200人必须移出。因而卫生局于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龙发堂为传染病疫情流行地点后，并要求堂方确实落实「移动管制 只出不进」措施，逐渐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龙发堂仍有503名堂众，在持续移出下，至1月已经降低到332人。而卫生局介入查核后，赫然发现近8年共死亡97人，对部分死因与病历记载有落差，移送检调调查。
然而，龙发堂移出的病人还是一大问题，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属于第五第六类病人，却有许多安置在综合医院或疗养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占用急性医疗容量，也会对需要病床病人产生排挤效应。就算之后逐步安置，也仍需要庞大经费。经卫生局调查后，龙发堂收容许多患者领有补助，但这些补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传家属支付堂方的安置费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进一步厘清。
此外，在卫生局移出行动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卫生法定义之严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没有「自伤伤人之虞」，无法启动紧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处理？社政与其他资源如何转介连结？突然被改变安置地点的老病患，会不会出现迁移压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这些都是大问题。
尽管龙发堂爆发疫情后，的确需要实时的动员处理，但龙发堂在台湾精神医学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盖棺论定」，尚难定论。
以龙发堂在精神卫生治理下形象作为硕论主题的汤家硕便指出：「从龙发堂案例来反思今日我们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与想象，可以发现精神疾病不仅仅是医疗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社会问题，因此也自然无法化约为一种从个人生理跳跃到社会的解决模式。」
当然，当今的精神医疗强调生物-心理-社会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单一的向度诠释疾病，而社会精神医学也更强调康复（Recovery）的概念，协助病人重建功能与积极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与职业选择，并以个案管理和团队服务概念，提供重返社会之协助资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脱过去精神医学-龙发堂的对立或背后政治势力冲突的「二元对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为本，并唤起大众对精神医疗小区照护资源的重视，才会是龙发堂半世纪纷扰下一个理想的结局！
（来源：高雄好过日 http://think.folklore.tw/posts/3206 2018-1-9）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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