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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螺旋”下群体性噤声的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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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5-10-28 2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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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中旬，长期被视为“中共喉舌”的胡锡进，在微博发出一段罕见的感叹，抱怨当前言论环境过于收紧，指很多人如今上网发声越来越小心或干脆不发声，他称之为“群体性噤声”，并以“社会宽容度降低”作结。这段话引发了广泛共鸣。胡锡进的微博之所以引发热议，不仅因为他的角色特殊，更因为普通人看到其中的真实逻辑——言论受限、制度高压、公共空间萎缩，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人们感叹，不敢发声的真正原因，其实明明白白地写在“三个字”里：党领导。
当胡锡进这样一个长期为体制辩护的官媒人物，也开始抱怨“社会的宽容度变低”“出现群体性噤声”时，在一个极权体制中，批评不是由异议者发起的，而是由体制内部的“奴才”开始抱怨时，这个信号不容忽视。胡锡进的焦虑并非源自他突然开悟，而是因为他所在的那层“体制边缘的可言空间”正在被迅速压缩，整个社会正在陷入一种普遍的沉默状态。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都在收缩表达边界。学者不再公开讨论现实问题，企业家删掉社交账号，媒体转向宣传口径，普通人只在朋友圈转发无害内容。公共空间变得前所未有的干净、整齐，也前所未有的空洞与死寂。胡锡进自己当然是这场荒芜的推手之一。可当连推手也感到寒意时，我们可以判断——这场“寒冬”已经蔓延至统治集团的内部生态。
胡锡进所说的“宽容度下降”，只是绕开了真正问题的核心——这场“群体性噤声”是习近平时代权力结构的直接产物，是极权制度彻底渗透社会之后，社会对这种极权的本能否定与自我防卫。中国目前群体性噤声的状况，并非偶然，而是制度、舆论、心理机制长期交织下形成的产物——即所谓的“沉默螺旋”。“沉默螺旋”是社会心理学者诺依曼在1970年代提出提出的理论，意指个体在感知到社会主流意见不容异议时，为了避免孤立和惩罚，会选择沉默，从而让主流意见看似更强大，进一步压制不同声音，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自我噤声”。
在西方社会，沉默螺旋主要是一种社会心理效应。而在中国，它早已超越心理层面，成为社会在极权主义的极端控制下的制度化社会秩序模式。这种模式有三个特征，一是制度惩罚是显性的。在多数威权国家，沉默源于社会压力；在中国，沉默更直接地源于国家机器的可见惩罚，包括而不限于封号、警告、问询、失业、丢官、甚至刑拘。习近平时代通过“网络安全法”“反间谍法”“涉密纪律”等制度化形式，把表达风险重新纳入刑事体系。人们说错一句话，不仅可能“被喝茶”，还可能“被失业”“被消失”。恐惧成为生活背景。一是主流舆论是人造的。国家通过宣传系统与审查机制，水军、举报制度、官方带节奏共同形成“集体监督”假象，使得人们在表达前首先进行“自我审查”，在审查中自觉内化主流叙事。一是沉默被制度化为生存策略。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系下，个人的沉默被塑造成“理性选择”，甚至被视为一种政治成熟，人们都懂得说话无益，沉默安全。这三重机制让“沉默螺旋”在习近平时代变成了社会常态。
习近平时代，权力高度集中、政治氛围收紧，制度性压力进一步强化。胡锡进所称的“群体性噤声”，实际上就是沉默螺旋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全面体现：明星不再随意分享生活琐事，体制内人员和学术群体谨慎言行，民企中高层不敢表态，普通民众在公共平台上更趋低调。表面上的舆论秩序干净而一致，实则社会中潜在的分歧、问题和民意被压抑和掩盖。习近平时代是极权回潮与沉默的全面化，社会从被动顺从到主动噤声的转变——从“知道不能说”到“不想说”，再到“忘了说什么是重要的”。此时，沉默不再是策略，而是生存条件。
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阶层的沉默，意味着制度正面临合法性危机。过去，中国的学者、媒体人、企业家在体制与社会之间充当缓冲带。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为权力提供合法性，也为社会提供出口。但在习近平时代，这种空间被彻底压缩。学者被迫成为宣传者，研究需与意识形态对齐，否则无法立项、出版。媒体被降格为传声筒，调查报道被视为风险。企业家在“共同富裕”与“政治正确”之间求生，避免任何可能触碰意识形态的表述。他们的沉默，不是对权力的服从，而是对体制的理性否定。他们不再相信改革，不再相信劝谏，不再相信“体制自我纠偏”的可能。于是，他们以沉默的方式退出政治。这是一种集体的“去政治化抵抗”。表面上顺从，内心上疏离。这种沉默的精英群体，不再是统治的支撑，而是潜在的离心力量。
而公众的沉默，同样是对中共制度合法性的一种否定。习近平时代的宣传空前强大，但宣传越密集，社会越沉默。原因很简单，宣传不是沟通，而是单向灌输。长期的信息封闭让人们产生两种心理，一是表面顺从的犬儒。人们知道哪些话能说、哪些不能说，他们模仿正确的语言，制造安全的表态。这种犬儒是对宣传逻辑的冷笑式服从。一是真实退入私人领域。人们不再在公共空间说真话，只在饭桌、群聊、小圈子里表达真实看法。真话被迫转入地下，而公共空间被假话占据。这种“公共失语”意味着社会信任断裂。民众不再相信政府，也不再相信彼此。社会秩序维系于恐惧，而非信任。
习近平的统治逻辑依赖可见的秩序。他需要看到表面整齐、声音一致、媒体统一口径的社会。这种表象被视为“稳定”的象征。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度脆弱的稳定。沉默掩盖了冲突，却无法消除冲突。相反，沉默让问题在暗处积累。政策制定者无法获得真实反馈。社会问题被掩盖，直到爆发。舆论场失去自我修复能力。“沉默螺旋”的终点，不是稳定，而是认知崩塌。极权的悖论在于：它最惧怕真话，却最需要真话来维持生存。当所有人都不再说真话，体制也就失去了纠错能力。
沉默并不等于服从。在中国，沉默已成为一种被动的抗议形式。当人们选择不发声、不转发、不评论时，他们其实在表达一种消极的拒绝，拒绝被利用、拒绝被表态、拒绝成为政治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拒绝是无声的，标志着社会心理的巨大断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再共享同一种语言。国家需要热烈的拥护，但社会回应的是冷漠的安静。
这正是沉默螺旋的终极形态——不是被迫沉默，而是主动噤声，因为说什么都无意义。当社会走到这一步，极权体系就进入了自我消耗阶段。沉默是稳定的幻觉，是崩溃的前奏。它让统治者误以为掌控了一切，也让社会失去了再生的能力。极权的真正危机，并非来自外部冲突，而是来自内部失语——当所有人都沉默时，统治也失去了倾听的对象。
“当言语消失，真相也随之湮灭。而没有真相的秩序，终将崩解。”这句话，或许是胡锡进自己绝对不敢说出口的中共未来。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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