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钱越来越难赚，究竟是谁的问题？ |
|
|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6-09-23 22:32 |
| |
“经济下行期，钱到底有多难赚？”这一话题于9月14日登上微博热搜。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钱越来越难赚”已经不再只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牢骚，而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对现实处境的共同感受，所触及的并非某一个行业、某一类人的偶然困境，而是就业、收入、消费和家庭负担等一系列压力正在向更广泛的人群扩散。
今年6月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预计，2026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将达到3.2亿，占城镇就业人口超过四成。报告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约为2.8亿，2021年突破2亿之后继续增长。这个变化本身说明，中国就业人口一大部分是通过平台、自雇、零工等方式取得收入。
问题是，灵活就业的扩大并不等于劳动收入的改善。恰恰相反，在经济下行阶段，灵活就业往往意味着企业把原本由雇主承担的一部分成本和风险转移给劳动者。正式雇佣关系中，企业需要承担社保、劳动合同、工时和解雇等成本；而在平台经济中，劳动者往往需要自行承担工作间歇、收入波动、职业伤害、养老以及其他保障成本。表面上看，劳动者获得了更加“灵活”的工作方式，实际上却意味着更多的风险被转移到了个人身上。
这首先表现为劳动者议价能力的下降。当就业机会减少、竞争者增加时，劳动者很难要求更高的工资，只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接受更低的单价或者承担更大的职业风险来维持收入。于是，经济下行所造成的压力，并不会平均地分配到社会各个阶层，而往往首先传导到议价能力较弱的劳动者身上。所谓“钱越来越难赚”，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工作，而是获得同样收入所需要付出的劳动越来越多，而劳动本身能够换来的保障和议价空间却越来越少。
收入增长不足，又会进一步影响居民消费。由于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严重不足，养老和医疗等支出需要大量依靠个人储蓄来承担，那么家庭首选就是只能增加储蓄，而不是扩大消费。家庭承担的风险越多，就越需要储蓄；储蓄越重要，当前消费就越受到压制。因此，“钱难赚”和“消费不足”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今天中国所谓“钱难赚”，反映的是在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风险正在由普通民众集中承担，而他们恰恰是整个经济体系中议价能力最弱的部分。
这就是极权主义制造民生日艰的机制。不是因为极权体制有意让每一个人都贫困，而是因为权力高度集中之后，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都必须服从于中共极权体系自身的需要，而不是由市场、法律和社会决定。经济好的时候，增长可以把很多问题暂时盖住，可一旦经济下行，蛋糕做不大了，极权体系下没有权力制衡，没有利益表达机制，因此普通劳动者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去影响资源分配，最终，就会让经济下行的成本向社会下层传递，宏观层面的经济压力被分解成无数个普通人必须面对的困境，工作更难找，收入更难增加。
由此，所谓“钱越来越难赚”，其实并不只是经济下行带来的自然结果，而是经济下行的成本正在通过现有的权力和分配机制不断向下转移，最终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和普通家庭承担。换句话说，经济下行并不是让所有人以同样的方式承担代价，而是在极权制度下，越缺乏资源和议价能力的人，越是成为最后的买单者。
所以，“钱越来越难赚”表面上是收入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分配问题，更是制度问题。“钱难赚”不只是经济周期中出现的一个现象，而是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公平的直接体现。为什么这个社会承担最大部分劳动的人，却没有相应的议价能力？为什么他们必须承担失业、降薪、养老、医疗和家庭负担，却不能参与决定资源如何分配、机会如何获得？这样的社会制度，究竟把普通人当成了公民，还是当成了被不断收割的韭菜？
当这种追问逐渐从个体的生存焦虑，转化为整个社会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问题已经不只是中国经济还能不能重新繁荣，而是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参与者，而新的制度想象也逐渐成熟时，政治转型就必然重新成为中国无法回避的历史命题。
届时，中国所结束的，就不再只是一个经济下行周期，而是一个长期以权力高于权利、以奴役压倒自由的中共极权时代。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