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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困局揭示极权体制的制度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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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6-09-30 15: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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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经济观察报》所刊报道《一家民营企业的PPP历险记》，揭露中国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后陷入巨额欠款、资金链紧张甚至欠薪困境，立即引发关注，被多家媒体转载，但几个小时后便被全部删除。即使当局封锁这篇揭露PPP真相的报导，然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仍然引发巨大的讨论，从中国民企的沉重代价，到PPP项目的困局，政府没有信用收割民企以及民企维权成本高等问题都成为舆论的焦点。
“PPP”，是英文“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缩写，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该模式下，鼓励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建设的开发，在世界各地广泛应用。然而在中国的极权体制下，当政府既是规则制定者、项目发起者、资源配置者，又是合同的一方时，民营企业不可能与政府处于真正平等的契约关系之中。
《经济观察报》的有关报导披露了中国一家民营上市企业过去十年间，承接了六七十个PPP项目，历年累计承包金额近200亿元。然而过去五年间，该企业陷入流动危机，地方政府欠款约50亿元，银行抽贷约50亿元，合计约100亿元账面流动性消失，使该企业市值从巅峰超100亿元跌至不到30亿元，导致员工的薪水拖欠接近一年、社保停缴。文章指出，当政府与企业产生纠纷时，企业的维权通道却极为有限，维权成本高昂。文章还披露这家企业的遭遇并非孤例。
《经济观察报》的报导揭露了中国的PPP困局真相。当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却从不为自己的失信承担与企业相同的代价时，所谓“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就只是不对等的合作，甚至是消耗、收割民营企业的工具。它不需要表现为政府直接把企业的资产拿走，或者用一纸命令把民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而使用更隐蔽的方式，先让企业把钱投进去，让企业承担融资成本，把项目做起来，然后在最关键的付款环节卡住民营企业。企业的钱已经投了，银行贷款已经借了，工人已经雇了，项目已经建了，这个时候企业想退出已经非常困难，项目越大，沉没成本越高。
因此，中国民营企业的PPP困局，并不在PPP这个商业模式本身，而在于这种商业模式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权力不对等下只能被“收割”。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制定规则，企业按照规则经营，双方发生纠纷时由独立的法律机制解决。政府也可以成为市场参与者，但它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还在发生纠纷时拥有决定规则如何执行的最终权力。而极极却控制规则、资源和最终的裁决权，通过项目、债务、拖欠、融资和维权成本，一点一点把企业的利润、现金流和企业信用拖垮。民营企业无论拥有多少的资本，都只是这个权力能掠夺一切资源的制度下的肥美韭菜。
但极权的收割最终也会反过来伤害其本身。因为民营企业不是一块可以无限收割的土地，看到同行倒下，其他企业也会重新评估，主动远离政府这个最大的风险。当越来越多企业选择不投资、不扩张、不借贷、不接高风险的政府项目，资本越来越谨慎，投资和就业就会减少；当经济活力下降，政府又需要更多行政干预来维持增长。如此循环，中共原本用来维持稳定的强力控制，反而可能不断消耗经济自身的活力。
于是，极权体制陷入制度性悖论，一个越缺钱的政府，需要越多的私人资本；可是一个越不愿意承担契约责任的政府，又正在使私人资本越不敢进入。当越来越多民企开始用“不投资”保护自己的时候，极权所面对的，就不再只是民企的损失，而是它自己赖以维持经济运行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不断消耗。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0.1%；扣除房地产开发后，民间投资仍下降6.4%。这个数字当然不能简单把民间投资下降全部归因于PPP这单一因素，但它至少说明，民间的投资意愿本身正在成为问题。而投资意愿背后的核心，就是对未来收益、规则稳定性和政府信用的判断。所谓“民企不投资”，表面上看是民企自己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对当前的制度环境和未来期望作出的集体回应。PPP只是这个巨大变化中的一个切口，在一个未来不再确定的环境里，不投资本身就是理性的选择。
而当资本开始用“不投资”投票的时候，中国社会对于未来的想象正在变得越来越短。极权体制越是试图用更强的控制维持稳定，就越使社会活力、资本信心和公共空间进一步收缩，所面对的就不再只是经济下行，而是维系这个体系的信任、资源和治理能力同时被消耗。到最后极权的危机就不再只是经济危机，而会逐渐演变成政治、社会与信任危机，这就是极权崩溃的终局。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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