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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飞跃:谈一谈我对维权运动的几点体会         ★★★
刘飞跃:谈一谈我对维权运动的几点体会
作者:刘飞跃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2006-12-26 00:23

 

    民主转型系列
    
     一、我本人及《民生观察》在维权实践的过程中面临的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维权对象的多少问题,也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有多少。我本人及《民生观察》主要关注的是老百姓尤其是底层民众各种合法权益被侵犯的事件,这些事件民众又都通过上访、请愿、游行、示威表现出来。那么,上访、请愿、游行、示威这些事情有多少呢?应该说中国大陆这类群众性的事件总量还是很多的,但对我本人及《民生观察》来讲,我们的人员不多,我们又不具备专业媒体的条件,仅靠个人的接触面毕竟有限,这就造成了我们获取的信息量比较紧缺,有时只能获得过后的新闻。而我本人所在的随州市,又是一个小城市,信息量不能与大城市相提并论。所以,为了能及时获得民众的维权动态,我本人经常到信访局、政府部门等机构去看一看,捕捉相关信息。不过,随着我们的维权活动在当地逐渐产生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本人及《民生观察》,许多公民主动找到我们,反映他们的遭遇。我最近报道的几件事,就都是一些基层民众主动找到我的。同时,通过网络等方式,也有外地群众联系我们。
   
    第二个问题,如何接近群众、深入群众的问题。当我们获知某一个信息后,接下来就要接触群众及群众代表,向他们了解详细的真实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获取他们的信任和配合很重要。要了解案件的详情,和群众代表的沟通很关键。这方面,我本人可谓尝尽了酸甜苦辣。在甜的方面,总体上讲,接触民众一般是能成功的,成功率应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许多群众代表有胆有识,也很豁达,再加上群众们往往多年上访请愿,问题却解决不了,使他们经常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对外界的帮助与介入他们是非常渴求的。像我接触到的随州市六大破产国企退休教师的代表、武汉市东湖管理区湖光村讨要湖泊案的代表,对我们的到来都非常欢迎和配合。当我告诉这两位代表,我们的报道很有可能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时,他们都表示"就是要让外国也知道我们的事",而有些民众代表甚至到最后把我们当成了知心朋友。
   
    在苦的方面,当我们主动接触老百姓时,由于他们对我们不熟悉,特别是对我们的身份、背景、动机等持怀疑态度,他们就经常把我们像嫌疑人一样问来问去,甚至有的人怀疑我们是政府派过来的"奸细"。这些就造成了他们有时对我们不放心,不信任,不配合,既想找我们又害怕找我们。比如说,有的群众代表一会儿打电话说要找你,过了五分钟又说不找了;一会儿和你约定在某处见面,可等你去了,他却不去。在这方面,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多月前,我到湖北省丹江口市调查当地移民的情况,在走之前我已多次和他们的代表联系过,他表示欢迎我去。结果,我坐了几百公里的车到了丹江口市后,这位移民代表还是顾虑重重,怕这怕那,并最终不肯配合,最后竟躲着我不肯见面,导致这次行动完全失败。
   
    第三个问题,维权运动的阻力与困难。维权运动的阻力主要体现在官方。当局对维权运动的态度和处置让我感到有喜有忧。喜的是,在当前,我们开展维权行动时,我们的行动基本上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象我们到各地去做实地调查,当局并没有进行公开的、正面的阻止和破坏。忧的是,当局仍对我们的维权活动采取敌视的态度,仍对我们的行动高度关注和警惕,并经常向民众污蔑我们是"反动分子",是"法轮功"。一些案件的当事人也时而被政府和国安人员光顾和警告。
   
    谈到大陆维权运动的困难,我想最大的困难是国内的政治环境仍然非常险恶,维权人士的处境仍然非常艰难和危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中国,其专制独裁的制度并未改变,当局坚持暴力高压统治、践踏人权的本性也未改变。中共当局仍把我们合法的维权活动看成是专揭社会的阴暗面,是出政府的丑,是对他们统治地位的挑衅和威胁,他们随时都可能把我们送进大牢。就在大约不到一个月前,几个案件的当事人告诉我,北京公安部的人专门到他们那儿进行了调查,并在调查通知书上提到了我本人。对于我们面临的这种危险,我们并不怕,但我们急需得到外界的关注,特别是舆论上的关注和 声援,外界多一分关注,我们就多一分安全,我们也愿意与各方取得并保持联系与互动。谈到这里,我举一个外界对我们的关注有多重要的例子,每次我们报道一个案件后,像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的记者前去采访当事人后,当事人都会倍受鼓舞,对我们的信任感随之会增加许多,这样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后续工作。第二个困难就是经费问题,这个问题是地球人都知道的。
   
    二、维权运动对推动民主、人权事业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维权运动有助于广大民众认清当前社会的本质。我曾接触到这样一位民间维权代表,他是一家棉纺厂的内退工人。工厂破产后,他们的退体金和福利待遇被大量削减,为此,他们多次上访维权。后来,这位代表找到我,反映了他们的遭遇。不过,没过多久,这位代表对和我接触以及有可能国际媒体会报道他们的事产生顾虑甚至害怕,期间,他多次反悔,表示不报道了。但就是这样一位代表,在我和他最后一次接触时,他说的一番话令我记忆犹新,他说:"我们这样的事,无数次地找过政府,我们算看穿了,找政府不起作用。现在,当官的都是官官相护,除非搞西方那样的多党制"。
   
    第二,维权运动有助于培养公民的公民意识、人权意识。维权运动的主体是广大的老百姓,他们在积极行动时,我经常听到他们嘴里这样说:"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政府抓人,侵犯人权";"我们采取的都是合法、和平的手段"。这些话成为老百姓的信条,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在逐渐接受人权等现代理念。同时,为了更好的表达和实现自己的诉求,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们中的代表都自觉地学习过相关法律,寻找政策依据,在学习的过程中,相信他们的认识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三,维权运动有助于培养公民的抗争意识。为了实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许多民众被迫走上奋起抗争的道路。而民众抗争维权,是要向政府讨说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要克服各种恐惧感。举个例子,2005年底我第一次报道了我们当地的民办教师的上访请愿活动后,有海外媒体采访了几个民师代表,当时这几个代表很害怕,专门给我打来电话说:"以后电话不要再告诉境外记者了,要是国内媒体的采访就没有问题"。可现在,随州民办教师一旦有上访请愿活动,总是提前给我打电话,让我关注他们的事,并希望能"引起国际媒体的注意"。
   
    第四,前面我们讲到维权运动对老百姓提高认识等方面有正面作用,实际上,我们维权人士本身在从事维权实践时也受益非浅。从我个人来讲,从事维权工作,使我感到自己做了一点实事,而不是无所事事。同时,维权运动使我们得以走进民众中,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和要求,拉近了我们与他们的距离,也让他们了解了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洪水猛兽",从而为宣传我们的思想和理念创造了条件。同时,因为维权运动所关注的事都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做的事,他们看得见,摸得着,这就容量赢得他们的好评和信任。举例来讲,2003年及2004年我对强订党报的抗争活动和针对"看病贵"的医疗街头签名活动被周围的人知道后,大家都纷纷说:"你这都是好事",自此,像我的同事们就与我亲近了许多,他们也愿意与我交往了。
   
    综合这几点,我觉得维权运动对推动民主、人权事业的发展是有非常积极的基础性的作用的。
   
    三、大陆维权运动的空间问题
   
    我个人认为,维权运动在大陆的空间,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这是由整个国际大环境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程度的进步决定的,也是由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决定的,现在的统治者已不敢像独夫毛泽东那样动辄就对人民"杀无赦"。
   
    至于大陆维权运动的空间到底有多大,我认为当局对哪些方面该打压,打压到何种程度,有时也是举旗不定的,有时甚至还会让步妥协。因此,我的观点是,大陆维权运动的空间是有一定弹性的,它随着各方仁人志士的不断探索、不断冲击而逐渐扩大。换个角度说,维权运动的空间的大小是由维权志士们的胆识和勇气决定的。到底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试了才知道,而试的结果往往是"原来还可以这样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我自已在这方面深有体会。我以前一直觉得,像国内各地民众上访请愿、游行示威这些事我们不能涉足,一旦介入,就会被当局认定为组织和操纵群众运动,必然招致残酷镇压。而当我真的关注报道甚至溶入到这些事中来后,结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
   
    四、维权运动的基础和力量
   
    这个话题我想结合我对强订党报的抗争这个事来说。2003年1月,我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抗议我们当地强行扣除我们的工资,订阅所谓"党报"——《随州日报》的事。公开信发出后,我还找到当时我所在学校的校长,告诉了他公开信的内容,并提出了我的要求:"如果以后继续强迫我订报,我要把此公开信广为散发,并把报纸退给有关部门"。说实话,当时做这个事的时候,我是做好了至少被开除的思想准备的,就像许多朋友说的那样:"党报可是当局的命根子呀!你去抗议它?"可后来,这个事是这样发展的。当时那个校长并没有像我预计的那样"暴跳如雷",而是说"订报确实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我曾经建议有关部门,如果党报经费实在不足的话,可以发动大家捐款,不要强订"。再后来,我又五、六次地找到这位校长和学校,交涉这个事,并在其中有一次把我被强订的一些《随州日报》拿到这位校长的办公室,退给了他。事情在过了约两年的2004年12月1月有了结果,这一天,我所在学校的校长派人专门告诉我"《随州日报》你不愿意订,可以不订"。自这以后,当局就没再要求我订这份报纸了。后来我了解到,是《随州日报》社作出了让步。
   
    在抗争强订党报这个事的过程中,我还接触到学校及其它部门的许多官员,这些官员也是强订党报的受害者,他们在私底下都对我表示"强迫订报这个事确实不像话"、"我们也很恼火"。以上这些情况说明,随州当局对我作出的这个让步,一方面是他们害怕我把事情闹大,影响了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强迫订报不得人心,他们对这个事也感到心虚。也就是说,我对这个事进行维权和抗争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正义和良心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当局想对这类事情进行残酷打压,往往会有所顾忌,甚至做出让步。再换一句话说,我们从事维权运动,只要抓住了公理和道义,我们就有了巨大的力量,就有了安全保障。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勇往直前,大胆做事;我们就敢于维权、敢于抗争了。我想,这大概就是维权运动的基础和力量。
   
    五、维权运动要找准定位,处理好与各方的互动关系
   
    对于目前的维权运动,我认为其定位不是与政府的对抗,也不是专出政府的丑,我们是以积极的姿态寻求与各方的良性互动,特别是与大陆媒体的沟通与互动。在这个方面处理好了,往往会事半功倍。2004年初,我本人搞的医疗维权———街头征集签名活动,就曾得到大陆许多主流媒体,如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山东电视台等的报道,这些媒体报道后,全国又有百家以上的媒体转载或跟进,在当时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国内有数十位民众给我来信,表示声援和肯定。而《民生观察》最近报道的湖北省广水市马坪镇化工厂污染案,又得到了湖北省当地发行量非常大的《楚天都市报》的关注,进而引起地方官员的关注,导致这家化工厂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关闭,马坪镇居民为此放烟火庆祝,事后,他们还为我送来了锦旗。这些成功的案例,让我感受到寻求与各方的互动很有很大的空间,最近,《民生观察》就开始了与事发地的政府的互动努力,我们把我们掌握的情况主动反馈给当地政府。
   
    六、维权运动应注意的一些细节和问题
   
    一是要尽量淡化维权运动的政治色彩,就事论事,努力扩大我们的行动空间和安全性;二是在语言和行动上尽量保持温和、低调,不针对个人,不过度刺激当事方;三对被维权的民众不能要求过高,现阶段,大多数民众起来维权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是为了要吃饭、要生存,他们还没有政治上的诉求,过高的要求和语言会吓跑老百姓;四、注意维权行动的节奏和程度,不给当局造成一个非打压不可的印象。
   
    七、大陆维权运动的前景
   
    这几年,国内各地群众性突发事件此起彼伏,这些事情就是维权运动巨大的资源。当老百姓们奋起抗争和维权时,他们往往在政府那儿和现行体制下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和帮助,他们往往处在走投无路的窘况下,他们渴望得到外界的帮助,并且这种愿望非常强烈,这些都给维权运动创造了先天的条件。
   
    任何成功的、做出了影响的维权行动,都有可能受到当局的打压,我想维权运动即使出现了挫折,也不能证明它就失败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维权运动的前景是光明的。这几年,在我个人的维权实践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困难和危险,但当我接触到那些急需帮助的老百姓,看到他们期待、乞求的眼光,我总告诉我自己:坚持做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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