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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知行研究所”郭玉闪谈申请行政复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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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石玉林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3-07-29 1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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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上午九点半，北京市民政局执法人员以及其他一些协助人员，一行十数人，突然推开北京“传知行研究所”的办公室大门，在严肃的与其负责人郭玉闪先生做了简短的谈话后，就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取缔决定书”（京民执取【2013】5号），宣布取缔“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民政局执法人员在查抄了印有《传知行研究所》字样的报告后，还很“贴心”的询问郭玉闪先生服不服？郭先生告诉他们：“我们不服，我们会申请行政复议，如未果，则会发起行政诉讼直至水落石出。”据悉，“传知行研究所”多年以来，一直在以民间的视角调研写作中国的教育、医疗、出租车业、税收等民生方面的研究报告，在某些政府部门的眼中这是给他们“抹了黑、添了乱”，也因此“传知行研究所”的负责人郭玉闪先生，长期遭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监控与骚扰。为了解有关“传知行研究所”负责人郭玉闪先生长期以来反监控生存发展的原因及经过，《民生观察》志愿者石玉林于2013年7月26日专访了郭玉闪先生，以下是访谈全文：
石：您好！郭玉闪先生，我是《民生观察》志愿者石玉林，据悉你们“传知行研究所”于7月18日遭取缔，全国很多维权人士都很关心，我们《民生观察》也很关注，我们想就此对您做一期专访，您可以接受我们的专访吗？
郭：可以，但是现在时间不够，晚上10点左右我们再联系吧！
（晚10时许）石：郭玉闪先生您好，我是《民生观察》志愿者石玉林。
郭：哦，我知道，我们上午通过电话了，有事请讲！
石：您认为， “传知行研究所”此次遭到取缔的可能性原因是什么？
郭：目前官方（北京市民政局）给出的原因是，我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未经登记、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活动而宣布取缔，并收缴了我们的研究所铭牌和六百多册研究报告。而我们认为，北京市民政局取缔传知行研究所欠缺法律依据，因为：（1）传知行研究所是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下设的研究部门，公司内设机构并不需要民政部门批准；（2）研究所亦未以法人资格行事，且在所有的对外介绍，无论是网站还是印刷品的机构说明中，都明确其是传知行公司的内设机构。至于，官方背后是否由于其他不便明说的原因而取缔我们，我们目前没有证据，也不好揣测。
石： “传知行研究所”被取缔之前，有没有遭到官方某些部门的警告或者干扰？如有，他们采取的是哪些措施？例如：有没有限制您的人身自由，有没有派人跟踪您？
郭：有，那太多了，北京参与维权的朋友们所遭遇过的各种各样的干扰我们基本上都遭遇过。
石：你们准备以“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进行维权抗争，你们即将申诉哪些你们认为“传知行研究所”遭取缔是不合理的地方呢？
郭：根据民政局执法人员取缔我们“传知行研究所”的理由是，我们研究所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开展活动，我们认为这当然是无中生有。传知行既没有申请过民非（因为知道此路不通），也没有以民非名义开展活动。传知行是一家合法注册的公司，传知行研究所是传知行公司（全称：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下设的研究机构。民政局是管理“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的行政机构，它们何来职权对企业进行处罚？
企业下设研究所，并不为《公司法》所禁止。实践中的案例亦比比皆是。以证券公司为例，全国106家券商有88家设立了自己的研究所，其中除了申银万国、华夏证券、金信证券等少数公司，其余都是在证券公司内设研究所，比如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国泰君安研究所等。法律形式上与传知行一模一样。
当然，传知行研究所在对外活动时一直以智库自居，以NGO自居。这是一种学理上的自觉定位，体现了我们对自己的抱负，并非法律定位。在中国的法律里，并无“NGO”“智库”字样。按照国际惯例，NGO的分类里既包括了当前民政局管理范围内的社会团体、基金会以及民办非企业，也包括了民政局管理范围外的企业。NGO类型的企业，被称为社会企业。社会企业是企业，但同时是NGO。当一个企业决定把所有的利润不分红，全部用于公益性质的活动时，即可称为NGO。传知行恰恰如此。2007年传知行在工商注册时特地在章程里注明“公司不分红”，而传知行企业的资金也全部用于研究活动。
以实情论，在所有涉及到法律程序的地方，传知行从来都是以公司的身份出现，传知行研究所亦从未以独立法人资格行事。以公司论，在工商局所批准的传知行公司章程里规定的传知行经营范围为：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许可的，需审批机关批准；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换言之，作为公司，我们的经营范围为“法无禁止即可”。而法律上，公司下设研究所并不需要任何许可。
石：您认为，你们以申请行政复议这种方式来维权，是一种比较好抗争形式吗？您感觉你们的成功概率有多少？如果不成功，你们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方式继续维权？
郭：我认为，我们准备申请行政复议，是我们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必须要走的程序。至于成功的概率有多少，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无论成败我们都要走这个法律程序来维权。如未果，我们则会发起行政诉讼的程序继续维权，直至水落石出。
石：您对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发展空间有什么看法与愿景？
郭：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发展空间本自逼仄，有很多与传知行一样对社会turning better（好转）有理想的机构，无法在中国正常注册为社会组织类，只能转而注册为企业，并以社会企业的形式开展NGO工作，但依然要遭民政局越界干涉，非法取缔。民政局干涉企业的内政，不自传知行研究所开始，也不会自传知行研究所结束。对传知行研究所的取缔书是2013年第5号，可见前面还有四家机构被取缔。去民政局网站查询，会发现2012年也有两家机构被取缔。在这种取缔的遭遇中，多少社会理想被扼杀呀。当社会空间还需要在行政部门“打滚”，当好人好事依然被行政部门以各种规章垄断，而发生在中国的各种灾难与社会问题又对各类民间公益组织产生出巨大需求时，或许传知行研究所的这场遭遇会成为一次讨论的契机。我们也愿意在行政程序之外，就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空间组织一些对话，研讨。
石：不知何故，我们的通话总是一再掉线，通话的音质也是杂音较大，听的不是很清楚。（有可能是电话遭到监控的缘故）。好了，有机会我们再聊，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你保重！
郭：好的，再见！
2013-7-29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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