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布题为《镇压公式：中国的全球社区管控网格》（A Formula for Repression - China’s Global Grid for Community Control）的报告指出，调查发现中共统战部协调、指挥政法机关，包括公安、检察院等司法部门，通过91国、1247个正式指定的海外联络点，对海外华侨华人进行监控，将管控网络延伸至世界各地。

报告指出，这套“镇压公式”的具体做法是“借鉴中国国内网格化基层社会治理经验，以海外大型社团为主干，以社团负责人、海外华侨华人党员、海外警侨联络员为节点，形成海外涉侨网格化管理模式。”报告强调，每一个被指定的海外联络点，以及通过这些据点执行的政治监控任务，都可能构成对所在国主权的侵犯，并形成实质性的国家安全威胁。这意味着，国际社会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几个海外警察站，而是一套试图将国内政治控制延伸至全球的组织体系。报告还强调，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侨联将它在海外的关联侨团数量统计为“数万家”。

就在“保护卫士”发表报告的同一天，路透社报道了意大利检方结束对李颖遭跟踪监视威胁案调查，包括8名中国公民和2名意大利公民涉嫌监视和打压海外异见人士，为“保护卫士”的报告披露的中国跨国监控网络提供了具体而真实的案例，显示中共这套监控网络并不只是纸面上的组织架构，也不只是远距离收集信息，而是直接干预最基本的安宁生活，即使离开中国，生活在国外，也摆脱不了被盯着、被跟踪、被威胁的恐惧。

在网络上以“李老师不是你老师”闻名的中国异议人士李颖，因持续发布中国社会事件、记录公共抗争和传播现场信息而受到关注，其X账号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新闻散发的重要来源，在X的中文社群上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由此成为中国信息审查体系难以容忍的传播节点，成为中共跨国监控和骚扰的目标。意大利米兰检方的调查显示，涉嫌代表中国警方、外交、统战系统的人员长期监视李颖的住所和活动轨迹，拍摄住宅周边，翻找垃圾，搜集个人信息，其中一名嫌疑人据称收集了超过4000张照片和35段视频。李颖还曾收到死亡威胁，个人信息遭到曝光，国内亲友也承受压力，以至于不得不多次搬迁。

李颖的遭遇让人看到，中共在国内形成的政治控制逻辑，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境内，而是通过各种组织和联络网络，系统性地向海外延伸。这并非偶然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直接相关，随着权力不断集中，党对社会的控制持续加强，原本属于个人和社会的独立空间日益受到挤压，这种控制欲也开始越过国境，延伸到海外华人社群和异议人士的日常生活之中。

为什么中共要把监控延伸到海外？从表面上看，中国公民已经离开中国，身处不同国家的法律管辖之下，国内行政机关似乎没有必要，也不应当继续对他们实施日常性的政治管理。但对于一个高度强调政治安全和社会控制的极权政权来说，国境并不意味着控制的边界。

首先，海外华人拥有国内社会所缺少的空间。海外华人不仅能够接触不同的信息来源，还能够通过社交媒体、新闻机构和民间组织，将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传播出去。尤其对于政治异见人士、人权活动者以及流亡海外的民主运动参与者而言，海外空间往往是他们继续发声、组织活动和保存公共记忆的重要场所。一个无法容忍国内公开反对声音的政权，自然也不会乐于看到这些声音在海外获得更大的传播能力。

其次，海外华人与国内仍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父母、子女、配偶、亲属可能留在国内，商业利益、财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也可能跨越国境。对于那些试图通过这些联系施加压力的权力机构来说，海外人员并不是完全脱离控制的独立个体。有时候，不需要直接接触当事人，只需要让其国内亲属感受到某种压力，就足以产生威慑效果。这种控制不一定表现为公开逮捕或者强制遣返，也可能表现为对家人的询问、对商业活动的干预、对个人行踪的打探，以及各种非正式警告。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极权的政治安全逻辑本身具有不断扩张的倾向。当一个政权不能容忍国内存在独立于自身的社会力量，它同样难以接受海外存在不受其控制的华人社区，当一个政权把批评视为敌意，把异议视为威胁，就会不断扩大需要防范的范围，最初可能只是少数被认定为重点对象的人，后来则可能扩展到与这些人有联系的组织、亲友以及整个相关社群。这种逻辑一旦形成，就很难存在一个明确的终点。

“保护卫士”报告揭示的中共海外网格化体系，意味着这种监控并非仅仅针对李颖这样的个别异见人士，而是把整个海外华人社群作为管理单位，所有人都可能被纳入控制，参加一次聚会，与异见人士交往，参加一次合法集会，都可能被记录、报告，成为中共重点关注的理由。更严重的是，当人们不知道身边究竟谁在传递信息时，恐惧便会自行传播。这正是极权主义对文明的反动，它不仅要控制人的行动，还要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仅要让反对者沉默，还要让普通人失去共同参与公共生活的勇气。因此，海外网格化监控侵蚀的，不只是个人隐私，而是整个社会赖以维持文明生活的基本条件。

中共试图建立的外部影响体系，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国家影响力扩张。国家影响力可以通过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外交关系实现，但如果一个政权要求外国社会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约束公民言论，要求海外华人承担监控和政治动员任务，甚至试图将警务活动延伸到别国领土，那么它追求的就不再是正常的国际影响力，而是对他国社会空间的干预。

对于民主国家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继续观望的问题。一个国家可以与中国保持正常的外交、经贸和文化往来，也可以尊重中国公民在海外依法表达意见的权利，但绝不能允许任何外国政权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不受本国法律约束的监控网络，更不能容忍外国政府通过侨团、商业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对本国居民进行跟踪、威胁和政治施压。

各国政府需要认真调查这些海外联络点背后的组织关系、资金来源和实际运作，查明是否存在未经授权的警务活动、情报搜集和跨国骚扰、实施政治监控，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与此同时，还必须保护正常的华人社团和海外侨民，不能让反对跨国镇压演变成对华人群体的歧视。需要被制止的，不是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而是一个外国极权借助这些社会关系实施政治控制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民主国家必须认识到，跨国镇压并不是中国内部的政治问题，而是对国际秩序和自由社会基本原则的直接挑战。今天受到监视和威胁的可能是中国异议人士，明天也可能是关注中国事务的外国记者、学者、议员，甚至只是与某些人保持正常交往的普通公民。如果一个政权可以因为不喜欢某个人的言论，就动用组织网络跨越国境对其施压，那么任何国家的法律主权和公民自由都将受到侵蚀。民主制度的价值，恰恰在于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约束，个人不必因为表达不同意见而担心自己和家人遭到报复。面对这种挑战，不能只在案件曝光后表示关切，更不能等到类似事件发生在本国公民身上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有通过法律追责、情报共享、跨国协作和对受害者的实际保护，才能真正切断这套网络在海外继续运作的条件。

一个极权政权的控制欲，不会因为国境线而自动停止；如果它在国内可以不受约束，在海外又能找到新的组织和代理人，那么它就会不断寻找新的空间，直到遇到真正无法逾越的边界。过去几年，海外警察站的曝光让世界看到了这只伸向境外的手，而“保护卫士”的报告则表明，它并没有因为曝光而收回去，只是换了形式，变得更加隐蔽，也更加庞大。民主国家必须做的，就是让这只手无处藏身，斩断它借助海外组织伸向自由社会的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