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党中央、国务院、各级党委、各级政府：

我们是六十年代初由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将我们集体组织下放到本省京山、钟祥、荆门、潜江、宜城等县插队务农，现已返城的人员。

六十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天下粮荒席卷中华。当时湖北省长张体学，市长刘惠农召开万人动员大会，号召市民响应中央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缓解城市供粮不足，并公开承诺：“支援农村三至五年，待形势好转后，有回城优先录用的权利。”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作为公民，为国解难也是应尽之责，于是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放弃城市工作和优越的环境，而后由政府统一安排到本省五县插队务农。在农村的岁月，支农人馨竹难书，十年文革，我们仍坚守农业第一线，披星戴月忙碌在田间地头，我们不知道三至五年到底是何时？改革开放后，农村面临分田到户，我们没有土地资源，因此失去了生活保障，于是我们被迫举家返城，政府只字不提优先录用，反而给我们扣上一项“倒流人员”的帽子，让我们过着无住房、无户口、无粮食供应、无职业的黑户、黑口的生活，经过长达十年的上访诉求，于一九九五年才解决我们的城市户口，此刻已是市场经济了，企业改制，计划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使我们无业可就，大部分人也失去了就业年华，二代人的青春献给了党的支农事业，也成就了一个非工、非农靠城市低保维生的弱势群体。

2010年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启动集体企业未参保人员进入社会养老保险序列，下放返城人员并列其中，必须自行缴费十五年最高达四万一千元，而且“只认身份，不计工龄”。我们认为不合理，于是向政府上访诉求。其它的下放群体回城后均按政策享受“下放农村时间，视同缴费年限”的待遇，唯独我们只认身份，不计工龄，在农村三十年两代人的付出，如今回城后变成了什么都不是，三十年白白地付出了，省、市人民政府给我们的回答是：“精减压缩中央没有政策，我们不能解决你们的工龄问题。”我们更茫然了，更疑惑了。

带着茫然我们回忆一省之长的承诺，支援农村三至五年怎么变成了精减。俗话说：“承诺大于命，诚信大于天。”一省之长他代表党和人民政府，政府是民心的向往，民心是政府的基础，取信于民，言必行、行必果是我们党多年的执政纲要，六十年代政府的决定，今天的政府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带着疑惑，我们查找六十年代初的有关政策，找到了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1】460号文件[中央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一、关于精减的对象，“这次精减的主要对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原先就是城市居民的职工，不论新老，一般的都不精减。”于是我们更不知所措，我们是常住城市居民职工，我们没有乡，当初省、市政府是根据什么政策规定将我们精减，然后我们无乡，又集体安排到五县插队务农。

在地方政府上访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上书中央政府寻求真理。

一、省、市人民政府根据什么政策将我们常住城市居民的职工精减。

二、由地方政府号召我们，集体安排到农村三十年，我们由职工变成农民、由农民变成城市什么都不是的居民，二代人的奉献，地方政府“只认身份，不计工龄”是否合理、合法？

恳请中央政府有关领导示下！

                                          武汉市下放返城人员

                                            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