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丁立，1961年出生，1978年入伍，1982年提干，1986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并荣立三等功，1989年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三等功，1999年9月响应党中央裁军决定，为国分忧，服从组织决定从部队复员。

本人复员至今，干部身份被非法剥夺，政府至始至终未予依法安置，造成本人相关待遇无法落实，无任何经济收入，工作无着落，生活极度困难。就此本人曾多次向军区、政府相关部门反映，但均未引起重视和解决。在走投无路、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本人准备到北京去反映情况，以求解决问题。

2009年7月12日，我买了T28次（拉萨——北京）车票，走进兰州火车站二站台准备上车，这时火车因晚点还未进站，我看见了兰州市公安局国保队的马队长也在二站台，但相互之间没有打招呼。在列车进站停稳，旅客下车完备的时候，我从裤兜里掏出和钱混在一起的车票，正准备将车票递给列车员检票时，有人突然从我的身后使劲卡住了我的脖子，把我双手和胳膊猛地反拧，并使我头快触地，就象文革时红卫兵发明的“土飞机”那样，一帮人一拥而上，我眼镜瞬间被打飞了，手里提的东西散了一地，整个过程就像平时擒拿犯罪分子那样，直接将我狠劲擒住。动手前没有人向我出示任何执法证件，也没有人向我解释原因，周围旅客看不惯说：“这么打人，象土匪一样”，“就是贩毒的，也不能这么打”。本人既不是犯罪分子，也没有实施犯罪的行为，却被公安警察反拧胳膊和双手，在我已不能行动，并且身体失去平衡的情况下，仍然对我的左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三个手指用力扭动，使我左手三个手指严重受伤，其中中指骨折，可见他们的残忍，令人发指。

后来我看清他们有七、八个人，也有穿公安警服的人，他们可能怕影响不好，直接将我推打至二站台的一间小黑屋子，当时我喊了一声“马队长”，他们并不理会，仍把我推进门去，轮番进行殴打，我头部被撞到柜子上（至今头昏头痛，耳鸣），身上多处被打伤，浑身沾满了污水，左手钻心疼痛难忍，我拼命喊叫，也无人理睬。腰部受到猛击，至今我 腰痛难忍，无法坐卧休息，不能正常睡眠。

打完后，他们把我关押在这间堆满了垃圾和杂物、遍地污水、恶心难忍的小黑屋子里，非法拘禁长达数小时。对我实施非法拘禁，不知他们依据的是哪一条法律！

最后，街道办来人将我送到兰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治。

以医院诊断，我双手多处受伤，左手所有手指关节受伤，左手中指被拧扭曲、变形、近边指节裂、骨折。头痛、呕吐、头部有外伤，身体软组织多处受伤。

12日晚，我随复员军官前往兰州军区上访（我因为是复员军官前往总政上访而被打），军政领导有过答复：先疗伤，同时调查取证，再作处理。但时至今日，不仅未见任何答复，也未见有任何相关人员前来看望，不闻不问，冷漠到令人极度失望、甚至于绝望，实在是一种精神摧残。

我已年届五旬，身负着赡养年迈父母、抚育年幼儿子，养家糊口，劳动挣饭的重任，现在横遭警察施暴，本来就已很贫困的家，今后如何生活，如何度日！

受此突然暴打，给我正常生活带来很大不幸，使我身心倍受折磨。至今，我不明白，我们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复员军官，没有干什么违法之事，为何受到这般暴打和拘禁？不知法理何在，公理何在？我请求相关部门必须依法严惩打人凶手，给我这个曾为共和国的安宁而打过仗立过功的复员军官一个合理的答复，并要求妥善处理此事。否则，我将通过法律手段和其他必要途径解决此事，维护一个公民最基本的合法权益。最后我强烈要求：

一、 依法惩处打人凶手！以儆效尤。

二、 公安机关公开赔礼道歉。

三、 承担赔偿责任。

附：伤情图片

                                   陈述人（受害人）丁立

                                    二00九年七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