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近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4月份居民和企业信贷需求持续疲软，人民币贷款净减少100亿元。这是继去年7月之后，中国再次出现罕见的贷款净减少情况。 其中，4月的居民贷款减少7,870亿元，不论是短、中、长期贷款都呈下降趋势，消费贷、房贷需求全面收缩。另一组来自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同样惊人，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家庭及个人债务增速为负0.4%，这是30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央行每年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也披露，相比2018年，2025年居民贷款骤降了94%；与此同时，居民存款却暴增14.64万亿元，达到贷款增量的33倍之多。金融市场还出现了明显的“存款搬家”现象。 上个月，居民存款减少1.94万亿元，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却暴增2.47万亿，大量资金离开银行体系，流向保险、债券等避险型资产。存款搬家不是居民信心恢复，而是防御性资产转移，对消费刺激帮助有限。在经济学上，这被称为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现象，显示民众在贫富差距扩大、体制保障缺失下，正进行防御性自救。

在官方持续降息、不断释放宽松信号的背景下，仍然出现这前所未有的居民预期转弱、消费信心不足现象，中国民众究竟在担心什么？

任何一个现代经济体的运行，都离不开国民对于未来的某种乐观预期。无论是贷款买房、消费支出还是创业投资，其实都是建立在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之上。人们愿意负债，并不是因为喜欢负债，而是因为相信未来能够获得比今天更多的收入，相信未来的发展足以覆盖今天承担的风险。

因此，贷款从来不仅仅是一个金融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心理行为。中国现在的居民贷款持续萎缩所反映的，不是利率高低的问题，而是预期本身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在中国所谓“改革开放”到习近平上台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过一个与今天完全相反的过程。从住房市场化改革开始，到房地产成为经济增长引擎，再到城镇化高速推进，中国家庭实际上参与了一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加杠杆运动。数以亿计的家庭通过房贷进入城市，通过房地产分享增长红利，通过资产升值实现财富积累。在这个过程中，房贷不仅仅是一种金融工具，它还承担着连接国家发展战略与家庭利益的重要功能。

对于许多普通家庭而言，房价上涨意味着财富增长；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房地产意味着财政收入；对于银行体系而言，住房贷款则是最稳定的资产来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结构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共同体。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形成了只要经济继续增长，只要城市化继续推进，未来就会比现在更好的发展信念。这种信念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许多人所意识到的程度。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并不来自意识形态认同，而来自增长预期认同。人们对于制度的接受，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的经验之上。只要收入增长能够覆盖现实中的种种不公平，只要未来看起来比今天更有希望，许多问题都能够被暂时搁置。

在这种信仰支持下，中国家庭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加杠杆运动。从买房，买车，创业，教育投资，到各种消费贷款，所有这些行为背后，其实都是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因为借钱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投票。只有相信未来的人，才会借钱。只有相信明天的人，才愿意把未来收入提前透支。因此，过去二十年的繁荣，本质上不是经济的繁荣，而是信心的繁荣。

问题在于，过去几年间支撑这种信念的关键支柱正在同时发生动摇。首先是房地产。房地产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占据居民财富的大部分比例，更重要的是它长期承担着中国家庭财富储藏器的功能。对于绝大多数中产家庭而言，房产不仅是居住空间，更是养老储备、教育储备以及抵御未来风险的重要保障。当房地产进入长期调整周期之后，人们失去的不只是资产价格上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对于未来财富增长的确定性预期。

其次是就业市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社会虽然存在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但大多数人仍然相信通过教育和努力可以实现阶层上升。然而近几年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大量大学毕业生进入低薪就业甚至失业状态，这种关于向上流动的信念也开始出现松动。

最后则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许多家庭并不会特别关注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因为收入增长本身已经能够覆盖这些风险。但当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财政压力增加、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后，未来保障问题开始越来越直接地进入家庭决策之中。

然而，如果仅仅把中国人对未来信念的动摇归因于房地产调整、就业困难和社会保障不足，仍然不足以解释今天中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普遍悲观情绪。因为上述问题虽然严重，却并非今天才出现。中国在九十年代国企改革时期曾经出现大规模下岗，社会保障体系远不如今天完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同样面临巨大压力；房地产市场在不同阶段也曾经历过多次调整。然而当时的社会整体预期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迅速转向保守和防御。

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未来中共统治的制度环境判断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虽然始终处于一党专政之下，但在相当长时间里，人们普遍相信中国会沿着市场化、开放化和制度化的方向继续前进。无论这种判断后来被证明有多少误判，它至少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重要心理基础。企业家愿意投资，是因为相信市场空间会继续扩大；中产阶层愿意承担长期债务，是因为相信经济增长仍将持续；年轻人愿意投入教育竞争，是因为相信个人奋斗仍然能够获得回报。

换句话说，支撑中国经济奇迹的从来不仅是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同时还有一种对于未来改革的预期。而过去十余年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恰恰是这种预期正在消失。特别是在习近平定于一尊、权力高度集中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决定经济前景的已经不再主要是市场规律，而是政治决策；影响企业命运的已经不再主要是经营能力，而是政策方向；左右个人机会的已经不再主要是竞争能力，而是政治环境。

从互联网行业整肃，到教培行业一夜清零；从房地产政策急剧转向，到民营企业家群体信心受挫；从防疫时期的极端封控，到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不断暴露，一系列事件不断强化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认识——习近平独裁下的中共专政越来越难以预测。

对于经济活动而言，没有什么比不可预测更具有破坏性。市场经济并不害怕风险。风险本来就是市场的一部分。真正令投资者、消费者和普通家庭感到恐惧的，是不确定性。一家企业可以接受利润下降，却无法接受政策逻辑的突然改变；一个家庭可以接受收入增长放缓，却无法判断未来几年整个社会环境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当这种不确定性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会转化为普遍性的防御心理。因此，今天居民不愿贷款，不只是因为房价下跌；企业不愿投资，也不只是因为消费不足。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未来充满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

而对于一个专制体制下的经济体来说，政治预期往往比经济预期更重要。因为经济预期最终建立在政治预期之上。一个人只有相信未来规则是稳定的，政策是连续的，产权是受到保护的，他才会愿意把今天的钱投入到明天。反之，当人们开始怀疑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最自然的选择就是收缩、观望和自保。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居民的大规模缩表，不仅仅是对经济下行的回应，也是对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回应。它反映的不只是市场信心的下降，更是社会信心的下降；不只是对于收入增长的担忧，更是对于社会未来的恐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居民存款增加和居民贷款首次出现大规模收缩才具有了超出经济上范畴的意义，其政治含义只有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这些年来，中共一直试图通过降息、降准、刺激消费以及各种宏观调控手段来恢复市场信心。但问题在于，信心从来不是货币政策能够直接创造出来的。如果居民缩表仅仅是因为利率过高，那么降息就足以解决问题；如果企业观望只是因为资金不足，那么放水就能够恢复活力。然而现实却是，在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背景下，无论是居民还是企业，依然表现出强烈的谨慎倾向。这说明问题并不在于钱不够，而在于信心不足。而信心不足的背后，则是对中共信任的流失。

这种在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反抗，而是更加深刻的社会离心现象。所谓离心，并不是公开反对中共政权，而是不再愿意把自己的未来押注在政权的未来之上。不买房、不生育、减少消费是离心，现在的储蓄避险同样是离心。

它们看上去只是私人选择，但当数以亿计的人同时作出类似选择时，就会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不像街头抗议那样显眼，却可能更加深远。因为它意味着政权所倡导的目标与社会成员自身利益之间正在出现越来越大的距离。

现代政治秩序的稳定，最终不仅依赖于国家拥有多大的控制能力，更依赖于社会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与这种秩序合作。统治可以建立在权力之上，但长期稳定必须建立在预期之上。当人们相信未来属于这个体系时，他们会主动参与其中；而当这种信念开始消退时，社会便会逐渐进入观望、保守和自我保护状态。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居民贷款持续下降、储蓄持续增加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变化，更是意味着中共改革开放时代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对于未来持续改善的共同信念——正在逐渐流失。

当社会仍然相信未来的时候，人们愿意投资，愿意消费，愿意生育，愿意承担风险，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绑定在一起。此时，即便存在严重腐败、贫富分化和制度缺陷，整个体系仍然能够维持运转，因为社会不断向体制输送新的资源、新的信心和新的合法性。

然而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当一个政权赖以存在的政治资源持续枯竭，而新的合法性又无法建立时，它最终所面对的将不是能否衰落的问题，而只是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时间结束的问题。

资产负债表衰退所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历史过程最初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