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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害怕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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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6-09-03 2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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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26日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洪水和泥石流迅速冲击吉隆口岸。大量灾害现场视频开始在中文互联网流传，在这些陆续出现的现场影像中，记录吉隆口岸国门被洪水冲毁的画面却被官方明显限制，相关视频在中国社交平台无法发出。与此同时，官方媒体不断发布消防员救援、武警抢通道路、救援队进入核心区域、物资调集、救援力量部署以及中共高层对灾区的关注，但能够直接呈现灾害破坏程度的影像却被有选择地从公众视野中拿掉。
对于一个正常社会而言，灾难报道最重要的功能本来就是让公众知道灾难究竟造成了什么，而不是只让公众知道政府在灾难发生以后做了什么。对于一个高度集中的极权制度而言，灾难却被纳入政治宣传体系，政府首先考虑的不是公众究竟需要知道什么，而是这场灾难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中共长期以来都把新闻媒体看作政治宣传体系的一部分，重大突发事件尤其如此。灾难发生以后，媒体新闻报道需要围绕领导批示、部门部署和救援进展展开。
对于一个强调政治稳定和社会控制的极权体制来说，灾难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因为在极权政治的逻辑里，灾难首先意味着一个“不可控的信息窗口”被打开了。平常被中共网络监控体系层层过滤的信息，在灾难中会通过手机、视频、聊天记录、亲属寻找、医院名单、现场目击者和外国媒体等各种渠道迅速流动。现代互联网尤其改变了这种流动方式，一个普通人拍下的十几秒视频，有时候比一个电视台制作出来的十分钟新闻更能够说明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极权政府面对这种信息时最本能的反应，就是限制现场影像传播、统一媒体报道口径、压缩记者采访空间、控制伤亡数字发布以及打击所谓“网络谣言”等方式。
这一点在吉隆口岸国门被冲毁的画面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现在没有足够公开证据证明，相关视频受到当局限制就是担心“国门被毁”产生某种不祥联想，这类推测不能直接当成事实。但是，国门作为国家主权和边境形象的象征，其政治意义显然远远超过一栋普通建筑。中国在边境地区修建宏伟口岸，本来就是国家现代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叙事的一部分，当这样的国门在自然灾害中被泥石流摧毁以后，画面本身就产生了与官方宣传完全不同的意义，对于一个习惯于通过宏大工程展示国家力量的政治体系而言，这种画面当然必须屏蔽不让公众看到的画面，避免“产生错误理解”。
这种政治考虑很快又延伸到了伤亡数字。截至8月30日，尼泊尔方面公布的灾害数据已经达到数百人死亡、超过2500人失联，中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16人、546人失联。同样的毁灭性灾害，为什么中国、尼泊尔双方公布的数据会有那么大的不同？有网友注意到，尼泊尔虽然在所谓的国家能力上不如中国，但在救援信息公开层面却是“遥遥领先”，例如官方账号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更新双语灾情数据，包括死亡、失联、受伤人数等，甚至对无认领尸体进行了标注。尼泊尔方面公开信息、及时救援并坚持生命至上的做法，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好感。
与之相反的是，在中国，伤亡数字本身已经成为高度敏感的信息。8月31日，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消息，宣布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涉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网络谣言，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对相关网民进行行政处罚。从公布的案例来看，一些被处罚的言论其实只是根据当时公开的伤亡数字作出的推算。如西藏昌都公安网安部门公布的一条涉谣言言论称：“那个泥石流是吓人，中尼边境吉隆口岸，官宣失踪都是480多人，加上尼泊尔那边，估计死亡要上千人。”这句话的预测明确提到的是中尼两边已经公开的数字，把这种预测直接纳入“网络谣言”并进行处理，潜台词就是公众只能接受官方已经确认的数字，不能根据公开资料自行推算，不能有任何与官方说法不同的看法。
根据已经公开的数字进行合理推算，本身就是公众理解灾难的一种正常方式。灾害发生以后，官方数字本来就处在不断修正之中。连这种最基本的推算都被纳入中共所谓网络治理的范围，当局事实上是在确立信息上的等级关系，极权政治习惯于把社会看成是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对象，数字属于政府，解释数字的权力也属于政府。同样，现场属于政府允许进入的记者，灾难的叙述同样属于政府的媒体。
官方媒体派出记者进入灾区以后，报道重点主要集中在救援力量和救灾行动，千篇一律的消防员在泥浆中搜索，武警抢通道路，工程机械进入现场，物资不断运抵灾区，干部组织群众转移，领导来到现场指导工作，受灾个体的故事几乎没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失踪，他的家属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灾难发生时他正在做什么，这些本来是灾难报道最重要的内容，却不会成为官方报道的主要组成部分。
更加讽刺的是，当中国记者进入尼泊尔以后，他们的采访方式又恢复了正常新闻报道的状态。他们会寻找幸存者，会采访失踪者家属，会询问泥石流发生时的具体经过，会记录医院里的寻人启事，会拍摄灾民身上的泥沙和等待亲人消息的神情。这说明中国记者并不是不知道灾难新闻应该如何报道，也不是没有能力进行人物采访。问题在于，当他们面对中国境内的灾难时，报道受到了一套与全世界媒体报道方式完全不同的限制。
自然灾害不会因为一个国家是民主制度还是极权制度而改变自己的力量。但是灾害发生以后，人们能够看到什么、知道什么、讨论什么，却完全取决于社会制度。对于一个开放社会而言，灾难会形成大量公开的信息，政府需要不断回应媒体和公众的问题；对于一个极权社会而言，灾难却成为一次重新控制信息的机会。灾害越严重，政府越需要控制叙事，越需要告诉公众应该怎样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极权政治是在自然灾害之外制造另一种灾难。它不能制造冰崩，却能够制造信息黑箱，自然灾害留下的是废墟，而信息控制留下的则是一个社会对于生命价值、灾难真相以及自身处境的集体失知。当人们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死去、多少人失踪，无法听见幸存者和家属的声音时，在自然灾害摧毁人的生活世界外，信息控制则进一步剥夺了社会理解灾难的能力，甚至改变了一个社会记住死者、尊重生命和追问责任的方式。
对于极权政治来说，最安全的新闻永远是已经被自己阐述的新闻，最安全的灾难永远是被纳入既定政治叙事的灾难。他们害怕的不是泥石流，不是冰崩，也不是一座国门的倒塌。他们害怕的是国门倒塌以后，人们开始看见国门背后的血淋淋现实，害怕的是一个普通人拍下的小视频能够绕过庞大的宣传机器，让另一个人亲眼看见现实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害怕的是一个失踪者家属的讲述能够让一个冰冷的数字重新变成一个有姓名、有家庭、有生活的人，害怕的是人们终于发现，真正需要被报道、被关注的是每一个国民的生命和尊严。
一个依靠控制信息来维持稳定的制度，控制得越严密，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就越大，而当这种距离大到无法再靠宣传和洗脑填补的时候，最先倒塌的就不再是一座国门，而是其赖以维持统治的合法性。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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