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则是关注民生、替民说话、依法维权、理性抗争;走进民众,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
卫子游(以下简称卫)刘飞跃先生好!作为一个在国外媒体上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民间维权人士,三月下旬,你受到地方政府的"特殊关照"。我一直在关注着事态的 发展,替你担心。很高兴看到事情后来平和下来,你的基本自由恢复了。这其中经过肯定相当曲折,能不能简单谈谈事件的经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3月 8日 晚上九点多,我于家中被我们当地教育局及我刚递交辞职书的学校的五、六名人员强行带走。当天晚上,他们将我带到随州市一军事机构内部招待所内,派了两名老师看守,并将我所在的招待所二楼大门锁了起来,我自此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被他们非法拘禁。为了抗议当局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我从 3月 9号早上就开始了绝食抗争行动。在随后的几天里,当局派出多名教师和教育局干部对我进行看守,并多次和我座谈,"帮扶"我,"帮教"我。 3月 11日中午,在我绝食三天后,我被当局突然释放回家。回家的当天晚上,尽管有人跟踪,但我还能自由外出。从 3月 12日开始,当局加强了对我的控制,他们不再允许我外出,将我软禁在家。这期间,当局成立专班,每天五、六名看守轮流二十四小时对我进行监视,监视我的人仍然是"人民教师"。 3月 16日,"两会结束",当局仍然没有对我解禁。我于是主动来到看守们住的一间会议室内,二十四小时和看守们在一起,拒绝回家,拒绝进食。 3月 19日上午,随州市工业园举行开业庆典(前不久,我曾多次报道了随州市工业园望城岗村村民的维权活动),官方害怕我又到望城岗去,又加强了对我的监控。 3月 19日下午,随州市工业园开业庆典结束,我被解禁,能自由外出了。
卫:在被软禁期间,你有没有想到要主动与那些监视你的人沟通?你又是如何与他们沟通的?就是说,除了抗议限制人身自由之外,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些什么?比如维权的意义,对建设一个良好社会的积极作用等?
刘:从3月 8日到 3月19 日,我被随州市当局非法剥夺自由12天。 在这十二天的时间里,当局派出多路人马和我谈话,对我进行"帮教"。利用这些机会,我也把我的想法、观点向这些局长们、校长们、老师们作了一些介绍。首 先,对维权运动本身,我告诉他们,我们及老百姓开展维权活动,不是专揭共产党的阴暗面,不是出政府的丑,不是和政府对抗,我们和政府也不是你死我活的关 系。我们只是用行动来维护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只是想要回本属于我们的东西。结合望城岗村的事,我告诉他们,该村村民奋起抗争,我本人参入到这件事中 来,并不是说我们反对搞开发,反对发展经济,我们只是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尊重老百姓的基本人权和利益,开发与保护民众权利二者并不矛盾。
在这些天的谈话过程中,当局多次劝导我,"你所注意到的问题,政府都注意到了,并且正在改变,你所要做的是把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你非要坚持你的意 见,那你是鸡蛋碰石头,到时只会头破血流,我们劝你不要再搞了"。我告诉他们说:"就凭你们今天对我采取的行动,我走这条路是走定了";"你们是教育机构,是学校,你们有什么资格把我从家中强行带走,你们有什么权利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们这样做是犯罪";"我知道你们这样做,不仅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还会受到主子的奖励。这些恰恰说明你们的行动,背后有制度和权力支撑,也说明中国践踏法律和人权的现象是多么严重和根深蒂固,这就是我们继续坚持维权的意义和价值"。
谈到维权,我告诉他们,维权的依据是中国现行的法律,我们的维权行动是合法的,我们的维权方式也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我们的维权工作不是与政府对立的, 我们欢迎政府对我们的维权工作多提意见,甚至指导我们的维权工作,我们希望能与政府进行良性互动。我还告诉他们,我们进行维权活动,是在履行一个公民的权 利和义务。我们的维权活动,相信对老百姓的公民和权利意识的提高有示范和带动作用。
卫:据说你以前还专门找到你们市的国保大队去,他们反映如何?你跟他们交流了些什么呢?
刘:我是2006年 3月主动找到随州市国保大队的,当时主要是想与国保人员作一个交流和沟通,阐述我们各自的思想和观点,消除双方的一些误会和顾虑。我总共去了两次,第二次才见 到他们。当时他们见我来后,有点紧张,说"你怎么搞到这儿来了"。我向他们阐述我的一些思想时,他们似乎表明要与我划清界限,不会接受我的观点。因此,当时他们态度很强硬,甚至出现了一些侮辱性的语言,谈话最终也无果而终。
这次谈话虽然看似没有什么效果,但我相信我这样一种姿态,国安是感受到了。事实上,随州国安已有两、三年没有正式找过我了。这次与国保的沟通,虽然失败了, 但并不证明与当局主动沟通的空间没有了。我想,有些东西我们如果认真总结的话,比如,在谈话的时机、对象的选择、谈话的内容、谈话的方式、谈话的环境等方 面认真选择的话,与官方沟通互动的空间是完全存在的。这个空间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事在人为,关健是看我们的智慧、勇气和耐心。
卫:从当局对你的态度不难看出,他们有一种观点,认为你维权影响稳定。对此你是如何看的呢?我看到很多维权人士认为自己的维权行动就是在维护稳定。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看的?
刘:我当然认为维权运动就是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当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当他们感到有冤屈时,感到愤怒时,他们采取诸如上访、请愿、示威这些方式进 行维权抗争活动,表面看起来制造了一点不稳定,但对社会并无大碍。相反,当这些行动释放了老百姓的怨气、怒气后,就不至于使民众的不满情绪越积越多,最终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如果火山真的喷发了,那才会给全社会带来动乱和血腥暴力。另一方面,民间维权运动本身也是广大民众解决问题、获得有效救济的一条重要 方式方法。只有老百姓的问题解决了,才消除了影响社会稳定的根源。现在,当局为了稳定和和谐,采取的是高压的手段,人为地制造稳定和和谐,这样一种表面的 稳定和和谐是极不可靠的,它实际上是在积累矛盾,其最终会走向当局愿望的反面——社会大乱。
我本人及民生观察在参入民众维权行动时,从不鼓励民众采取暴力和过激的手段。我们总是劝导老百姓依法维权,理性抗争,用法律说话。对老百姓维权过程中出现的暴力和过激倾向,我们不仅不鼓励,还严格防范和阻止。2006年 下半年,我们参入了随州市殷店镇容河村农民的维权活动。容河村农民因为镇、村干部强行占他们的农田种树而非常不满,我们介入他们的活动后,他们多次流露出 要将已种几年的树木砍掉的想法。我当时告诉这些村民:"干部们霸占你们的农田无疑是错误的,但这些树已快成材了,它们不仅仅属于这些干部,同时也属于这个社会,是社会的财富。你们要维护你们的合法权益,要用合法、和平的手段,用合法、和平的手段比使用暴力更有力量,更有效果,成本与风险也低得多。"为了阻止农民砍树,我曾一度拒绝参加农民的会议。最终,殷店镇容河村农民没有采取暴力的手段,反而使村支书被停职,并促使政府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卫:作为一位在第一线从事维权的准职业维权人士,你对维权肯定会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认识。那么,你认为当前维权运动中最大困难的是什么?你又是如何看待政府担任打压维权这一不光彩角色?
刘:民间维权运动主要针对的是政府,针对的是公权力。在维权实践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太多的权力与利益勾结起来,欺压百姓,蹂躏法律,践踏人权的事例。我们很少感受到政府会站在老百姓这一边,站在弱者这一边。
从问题的产生来看,许多侵犯老百姓合法权益的案件的发生,源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在出台相关举措时,在进行行政管理时,其出发点不是从尊重人权、尊重法律出 发的。换一句话说,正是因为政府尊重人权、尊重法律的意识薄弱,导致了大量侵权案件的发生。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前不久发生在随州市望城岗村的 事。2007 年3月 6日,该村村民自发地召开村民大会,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依法维权。可第二天,法律的制定者、实施者就公然违背法律,进行暴力征地,打伤多名村民。
当老百姓的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起来维权和抗争。对于民众的合法维权行动,政府往往把它们看成是在"闹事",是在与政府作对,甚至是在"造反",必欲消灭 在萌牙状态。因此,就发生了对民众进行截访、拘留、劳教、判刑、开枪这些事。而像我们这些民间维权人士,政府对我们防范很严,总认为我们是别有用心。因 此,经常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付我们,来阻止、迫害我们。
从上面种种分析来看,尽管现在的政府、现在的权力与独夫毛泽东时代相比已有所变化,但当前民间维权运动最大的困难仍在于政府,仍在于权力,仍在于它们漠视、践踏人权。
卫:现在你不仅在海外的媒体上,而且在当地应该也成了非常知名的人士了。你周围的人,当地人如何看待你所作的一切?如何看待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些事?有没有听说一些他们背后对你的评价?
刘:这次我被随州当局非法拘禁与软禁后,特别是他们每天用五、六名人员日夜轮流守在我的楼下,算是把我完全爆了光,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的事了。从反馈的情况 来看,绝大部分人认为我所做的事都是"好事",就是"不应该把这些事向国外发"。我解禁后,接触到周围的一些人,他们似乎对我更尊敬了,也更愿意和我说 话。坦率地讲,这一切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这也让我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至于对我的拘禁与软禁,绝大多数人表示愤慨,他们看不惯政府的这种野蛮做法。遭软 禁期间,有一天,我在学校门口清楚听到一位女教师为我"打抱不平",她公然指责阻止我出门的人和学校门卫。
卫:听说你所在城市的市委书记对这件事也很关注?如果某一天你有了与这位书记大人面对面的机会,你有没有向他说点什么的打算?
刘: 这次我本人被非法拘禁与软禁期间,多名干部公开对我说,"市委书记都说了,以后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找他本人谈"。通过和这些干部们交谈,我还了解到, 此前,随州市委已多次开常委会专门讨论我的事。我被拘禁与软禁期间,教育局也是每天把我的情况直接向随州市主要领导汇报。
对于随州市主要领导的上述态度,我看作是一种善意的表示。我当时就对教育局的干部们说,我非常欢迎并且期待有这样一场对话。如果这场对话得以实现的话,我 首先会把我对维权运动的理解告诉对方。我还会告诉对方,维权运动是一场合法的、正义的运动,它有利于老百姓,也有利于政府和社会,理解、支持维权运动远比 打压、消灭维权运动更有意义。
卫:软禁解除了,你是否完全安全了?当局有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比如监视、跟踪等等? 刘:我现在已被解禁了,已能自由外出,也能进行维权活动了。不过,每次出门后,身后总有个"尾巴"。好在有朋友劝我说:"监视、跟踪我们这些人是正常的事情,不监视、跟踪我们反而是不正常的事"。我现在已度过了跟踪刚开始时心理不平衡期,慢慢适应了。
卫:最后,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你是怎么走上维权这条路的?都做过哪些维权案例?有多少成功了的?
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追求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价值观在古老中国的生根开花,是我一生的梦想。可现实的中国仍是一个专制高压的社会,从事政治运动的环境仍非常恶劣。目前,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民主运动,是一场和平、非暴力的运动,它有别以往的政治运动、有自己的一些本质属性。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一些区别以往政治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方式方法。同时,我们还意识到培育老百姓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 是更根本的问题。正是基于以上认识, 2002年春节前夕,我走上了维权这条路。我的原则是关注民生、替民说话、依法维权、理性抗争;走进民众,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
从2002年底开始维权工作以来,我关注过教育、医疗、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拆迁户、移民、民办教师、环境保护、国企教师、出租车司机、农场工人等多个案例,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 2002年春节前夕,我对强订党报这件事的抗争是我的第一次维权行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期间,我给全国人大发公开信,我还把当局强迫我订的党报退给他们。经过一年多的抗争,随州市当局不再要求我订所谓的"党报"; 2003年底,我走上随州街头,征集了五百多位公民的签名,呼吁政府解决看病贵、看不起病这一社会问题,此举被包括南方周末、山东电视台、法新社、德国之声等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 2006年下半年,我对湖北省广水市一家化工厂的污染情况进行了披露,引起省内大报跟进报道和湖北省长批示,并在不到一个月内的时间将该工厂关闭; 2007年初,我报道并参入了湖北省随州市经济开发区望城岗村村民的维权活动。现在,随州政府已初步答应提高土地补偿价格,划拨土地给农民自建房,城岗村村民将因此获得数千万元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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