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则是关注民生、替民说话、依法维权、理性抗争；走进民众，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



卫子游（以下简称卫）刘飞跃先生好！作为一个在国外媒体上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民间维权人士，三月下旬，你受到地方政府的"特殊关照"。我一直在关注着事态的 发展，替你担心。很高兴看到事情后来平和下来，你的基本自由恢复了。这其中经过肯定相当曲折，能不能简单谈谈事件的经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3月 8日 晚上九点多，我于家中被我们当地教育局及我刚递交辞职书的学校的五、六名人员强行带走。当天晚上，他们将我带到随州市一军事机构内部招待所内，派了两名老师看守，并将我所在的招待所二楼大门锁了起来，我自此失去了行动的自由，被他们非法拘禁。为了抗议当局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我从 3月 9号早上就开始了绝食抗争行动。在随后的几天里，当局派出多名教师和教育局干部对我进行看守，并多次和我座谈，"帮扶"我，"帮教"我。 3月 11日中午，在我绝食三天后，我被当局突然释放回家。回家的当天晚上，尽管有人跟踪，但我还能自由外出。从 3月 12日开始，当局加强了对我的控制，他们不再允许我外出，将我软禁在家。这期间，当局成立专班，每天五、六名看守轮流二十四小时对我进行监视，监视我的人仍然是"人民教师"。 3月 16日，"两会结束"，当局仍然没有对我解禁。我于是主动来到看守们住的一间会议室内，二十四小时和看守们在一起，拒绝回家，拒绝进食。 3月 19日上午，随州市工业园举行开业庆典（前不久，我曾多次报道了随州市工业园望城岗村村民的维权活动），官方害怕我又到望城岗去，又加强了对我的监控。 3月 19日下午，随州市工业园开业庆典结束，我被解禁，能自由外出了。

卫：在被软禁期间，你有没有想到要主动与那些监视你的人沟通？你又是如何与他们沟通的？就是说，除了抗议限制人身自由之外，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些什么？比如维权的意义，对建设一个良好社会的积极作用等？

刘：从3月 8日到 3月19 日，我被随州市当局非法剥夺自由12天。 在这十二天的时间里，当局派出多路人马和我谈话，对我进行"帮教"。利用这些机会，我也把我的想法、观点向这些局长们、校长们、老师们作了一些介绍。首 先，对维权运动本身，我告诉他们，我们及老百姓开展维权活动，不是专揭共产党的阴暗面，不是出政府的丑，不是和政府对抗，我们和政府也不是你死我活的关 系。我们只是用行动来维护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只是想要回本属于我们的东西。结合望城岗村的事，我告诉他们，该村村民奋起抗争，我本人参入到这件事中 来，并不是说我们反对搞开发，反对发展经济，我们只是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尊重老百姓的基本人权和利益，开发与保护民众权利二者并不矛盾。

在这些天的谈话过程中，当局多次劝导我，"你所注意到的问题，政府都注意到了，并且正在改变，你所要做的是把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你非要坚持你的意 见，那你是鸡蛋碰石头，到时只会头破血流，我们劝你不要再搞了"。我告诉他们说："就凭你们今天对我采取的行动，我走这条路是走定了"；"你们是教育机构，是学校，你们有什么资格把我从家中强行带走，你们有什么权利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你们这样做是犯罪"；"我知道你们这样做，不仅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还会受到主子的奖励。这些恰恰说明你们的行动，背后有制度和权力支撑，也说明中国践踏法律和人权的现象是多么严重和根深蒂固，这就是我们继续坚持维权的意义和价值"。

谈到维权，我告诉他们，维权的依据是中国现行的法律，我们的维权行动是合法的，我们的维权方式也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我们的维权工作不是与政府对立的， 我们欢迎政府对我们的维权工作多提意见，甚至指导我们的维权工作，我们希望能与政府进行良性互动。我还告诉他们，我们进行维权活动，是在履行一个公民的权 利和义务。我们的维权活动，相信对老百姓的公民和权利意识的提高有示范和带动作用。

卫：据说你以前还专门找到你们市的国保大队去，他们反映如何？你跟他们交流了些什么呢？

刘：我是2006年 3月主动找到随州市国保大队的，当时主要是想与国保人员作一个交流和沟通，阐述我们各自的思想和观点，消除双方的一些误会和顾虑。我总共去了两次，第二次才见 到他们。当时他们见我来后，有点紧张，说"你怎么搞到这儿来了"。我向他们阐述我的一些思想时，他们似乎表明要与我划清界限，不会接受我的观点。因此，当时他们态度很强硬，甚至出现了一些侮辱性的语言，谈话最终也无果而终。

这次谈话虽然看似没有什么效果，但我相信我这样一种姿态，国安是感受到了。事实上，随州国安已有两、三年没有正式找过我了。这次与国保的沟通，虽然失败了， 但并不证明与当局主动沟通的空间没有了。我想，有些东西我们如果认真总结的话，比如，在谈话的时机、对象的选择、谈话的内容、谈话的方式、谈话的环境等方 面认真选择的话，与官方沟通互动的空间是完全存在的。这个空间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事在人为，关健是看我们的智慧、勇气和耐心。

卫：从当局对你的态度不难看出，他们有一种观点，认为你维权影响稳定。对此你是如何看的呢？我看到很多维权人士认为自己的维权行动就是在维护稳定。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看的？

刘：我当然认为维权运动就是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当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当他们感到有冤屈时，感到愤怒时，他们采取诸如上访、请愿、示威这些方式进 行维权抗争活动，表面看起来制造了一点不稳定，但对社会并无大碍。相反，当这些行动释放了老百姓的怨气、怒气后，就不至于使民众的不满情绪越积越多，最终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如果火山真的喷发了，那才会给全社会带来动乱和血腥暴力。另一方面，民间维权运动本身也是广大民众解决问题、获得有效救济的一条重要 方式方法。只有老百姓的问题解决了，才消除了影响社会稳定的根源。现在，当局为了稳定和和谐，采取的是高压的手段，人为地制造稳定和和谐，这样一种表面的 稳定和和谐是极不可靠的，它实际上是在积累矛盾，其最终会走向当局愿望的反面——社会大乱。

我本人及民生观察在参入民众维权行动时，从不鼓励民众采取暴力和过激的手段。我们总是劝导老百姓依法维权，理性抗争，用法律说话。对老百姓维权过程中出现的暴力和过激倾向，我们不仅不鼓励，还严格防范和阻止。2006年 下半年，我们参入了随州市殷店镇容河村农民的维权活动。容河村农民因为镇、村干部强行占他们的农田种树而非常不满，我们介入他们的活动后，他们多次流露出 要将已种几年的树木砍掉的想法。我当时告诉这些村民："干部们霸占你们的农田无疑是错误的，但这些树已快成材了，它们不仅仅属于这些干部，同时也属于这个社会，是社会的财富。你们要维护你们的合法权益，要用合法、和平的手段，用合法、和平的手段比使用暴力更有力量，更有效果，成本与风险也低得多。"为了阻止农民砍树，我曾一度拒绝参加农民的会议。最终，殷店镇容河村农民没有采取暴力的手段，反而使村支书被停职，并促使政府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卫：作为一位在第一线从事维权的准职业维权人士，你对维权肯定会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认识。那么，你认为当前维权运动中最大困难的是什么？你又是如何看待政府担任打压维权这一不光彩角色？

刘：民间维权运动主要针对的是政府，针对的是公权力。在维权实践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太多的权力与利益勾结起来，欺压百姓，蹂躏法律，践踏人权的事例。我们很少感受到政府会站在老百姓这一边，站在弱者这一边。

从问题的产生来看，许多侵犯老百姓合法权益的案件的发生，源于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在出台相关举措时，在进行行政管理时，其出发点不是从尊重人权、尊重法律出 发的。换一句话说，正是因为政府尊重人权、尊重法律的意识薄弱，导致了大量侵权案件的发生。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前不久发生在随州市望城岗村的 事。2007 年3月 6日，该村村民自发地召开村民大会，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依法维权。可第二天，法律的制定者、实施者就公然违背法律，进行暴力征地，打伤多名村民。

当老百姓的权益受到侵犯时，他们起来维权和抗争。对于民众的合法维权行动，政府往往把它们看成是在"闹事"，是在与政府作对，甚至是在"造反"，必欲消灭 在萌牙状态。因此，就发生了对民众进行截访、拘留、劳教、判刑、开枪这些事。而像我们这些民间维权人士，政府对我们防范很严，总认为我们是别有用心。因 此，经常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付我们，来阻止、迫害我们。

从上面种种分析来看，尽管现在的政府、现在的权力与独夫毛泽东时代相比已有所变化，但当前民间维权运动最大的困难仍在于政府，仍在于权力，仍在于它们漠视、践踏人权。

卫：现在你不仅在海外的媒体上，而且在当地应该也成了非常知名的人士了。你周围的人，当地人如何看待你所作的一切？如何看待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些事？有没有听说一些他们背后对你的评价？

刘：这次我被随州当局非法拘禁与软禁后，特别是他们每天用五、六名人员日夜轮流守在我的楼下，算是把我完全爆了光，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的事了。从反馈的情况 来看，绝大部分人认为我所做的事都是"好事"，就是"不应该把这些事向国外发"。我解禁后，接触到周围的一些人，他们似乎对我更尊敬了，也更愿意和我说 话。坦率地讲，这一切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这也让我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至于对我的拘禁与软禁，绝大多数人表示愤慨，他们看不惯政府的这种野蛮做法。遭软 禁期间，有一天，我在学校门口清楚听到一位女教师为我"打抱不平"，她公然指责阻止我出门的人和学校门卫。

卫：听说你所在城市的市委书记对这件事也很关注？如果某一天你有了与这位书记大人面对面的机会，你有没有向他说点什么的打算？

刘： 这次我本人被非法拘禁与软禁期间，多名干部公开对我说，"市委书记都说了，以后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找他本人谈"。通过和这些干部们交谈，我还了解到， 此前，随州市委已多次开常委会专门讨论我的事。我被拘禁与软禁期间，教育局也是每天把我的情况直接向随州市主要领导汇报。

对于随州市主要领导的上述态度，我看作是一种善意的表示。我当时就对教育局的干部们说，我非常欢迎并且期待有这样一场对话。如果这场对话得以实现的话，我 首先会把我对维权运动的理解告诉对方。我还会告诉对方，维权运动是一场合法的、正义的运动，它有利于老百姓，也有利于政府和社会，理解、支持维权运动远比 打压、消灭维权运动更有意义。

卫：软禁解除了，你是否完全安全了？当局有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比如监视、跟踪等等？
   
刘：我现在已被解禁了，已能自由外出，也能进行维权活动了。不过，每次出门后，身后总有个"尾巴"。好在有朋友劝我说："监视、跟踪我们这些人是正常的事情，不监视、跟踪我们反而是不正常的事"。我现在已度过了跟踪刚开始时心理不平衡期，慢慢适应了。

卫：最后，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你是怎么走上维权这条路的？都做过哪些维权案例？有多少成功了的？

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追求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价值观在古老中国的生根开花，是我一生的梦想。可现实的中国仍是一个专制高压的社会，从事政治运动的环境仍非常恶劣。目前，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民主运动，是一场和平、非暴力的运动，它有别以往的政治运动、有自己的一些本质属性。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一些区别以往政治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方式方法。同时，我们还意识到培育老百姓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 是更根本的问题。正是基于以上认识， 2002年春节前夕，我走上了维权这条路。我的原则是关注民生、替民说话、依法维权、理性抗争；走进民众，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

从2002年底开始维权工作以来，我关注过教育、医疗、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拆迁户、移民、民办教师、环境保护、国企教师、出租车司机、农场工人等多个案例，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 2002年春节前夕，我对强订党报这件事的抗争是我的第一次维权行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期间，我给全国人大发公开信，我还把当局强迫我订的党报退给他们。经过一年多的抗争，随州市当局不再要求我订所谓的"党报"； 2003年底，我走上随州街头，征集了五百多位公民的签名，呼吁政府解决看病贵、看不起病这一社会问题，此举被包括南方周末、山东电视台、法新社、德国之声等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 2006年下半年，我对湖北省广水市一家化工厂的污染情况进行了披露，引起省内大报跟进报道和湖北省长批示，并在不到一个月内的时间将该工厂关闭； 2007年初，我报道并参入了湖北省随州市经济开发区望城岗村村民的维权活动。现在，随州政府已初步答应提高土地补偿价格，划拨土地给农民自建房，城岗村村民将因此获得数千万元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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