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维权人士唐荆陵先生访谈

唐荆陵先生：1971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市，1989年10月入上海交通大学应用化学系学习，1993年毕业后分配至广东汕头。因立志从事增进自由和维护人性尊严的事业，1997年10月通过律师资格考试。1999年11月取得律师执照并开始独立执业。2000年3月转入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担任专职律师。2004年7月开始介入东莞兴昂劳工骚乱案件，担任两宗案件中两名被告的辩护律师。后因此事被东莞市司法局拒绝给予当地注册，仍旧调回广州总所。2005年1月1日，羁押9个多月的10名劳工被告全部被缓刑释放。随后，协助该案所有10名被告取得其所在公司董事长个人给予的相当于其9个月个人工资的“人道补助”。 2005年另外还担任番禺石壁三村罢免案件被罢免人和新当选的原罢免提案人名誉侵权纠纷的代理律师。2005年8月底介入太石村罢免事件。担任因参与罢免被迫害村民的行政诉讼代理律师和辩护律师。支持唐荆陵律师依法办案的律师事务所主任在政治压力下被解职。随后，律师所在政治压迫下于2005年11月提前解除唐先生的律师聘用合同。2005年12月19日，太石事件中的所有被拘押人员均被释放。2006年4月，唐律师转所注册时，接收的律师所在政治压力下撤回了他的注册手续，故律师执业证一直被停用至今。2006年7月，为揭露中国基层选举的伪诈而发起了公民“赎回选票运动”。2007年初，为反思民族性灾难的“六四”屠杀，发起了“六四静思节”纪念活动。唐荆陵先生在工作之余，积极推动流动劳工的法律常识普及工作。以法律从业人员身份多次参与争取言论自由的公众呼吁。连续多年担任交通大学广东校友会理事并发挥积极作用。目前以担任法律顾问和从事一些英文资料翻译维持生活。居住在广州市沙太路麒麟岗。

《公民月刊》特约记者针对唐荆陵先生长期战斗在维权一线，发起、参与了中国近年来的一系列重大维权事件，对中国维权运动有着切身的感受与深刻的思考，特邀请唐荆陵先生进行一个关于中国维权运动的访谈。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
唐荆陵律师（以下简称“唐”）

记：唐荆陵先生，您好！我受《公民月刊》委托，对国内一批专家学者及维权人士就中国维权运动发展情况进行访谈。先生近年来积极发起、参与中国一系列维权活动，先后在太石村罢免选举案、南海土地案、公民赎回选票与“六四”静思节等大的维权活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想请先生就这些维权活动的发生、发展、结局，及已经或可能取得的效果进行一个回顾与总结，并且针对中国目前的维权状况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

唐：谢谢《公民月刊》以及广大的读者！我十分愿意将自己的看法和大家交流。如果维权行动的参与者以及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工作的人士能有充分的机会和平台开展交流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社会无疑将建设得更好。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无论是南海、顺德还是广州大学城、汕尾东洲的土地案，还有别的地方的许多类似个案，我都相当关注，我也对在这些案件中坚持奋斗的人们以及支持和帮助他们的法律和媒体界的朋友充满敬意，并希望自己在合适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是，因为自己能力有限，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为这些案件提供到实质性帮助。

记：首先请唐荆陵先生谈谈基于什么考虑而选择这条充满艰险的维权之路？
唐：我之所以从化工类专业转行来做律师，走上维权之路，主要是关心一些社会公共问题。古人有云：邦无道，富且贵，耻焉；邦有道，贫且贱，耻焉。我很早就明白自己不能接受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畸形现实。

记：请唐律师谈谈近年来的维权经历及感想

唐：我正式参与的第一个维权行动，是关于律师权益的。2001年春，我从事执业律师工作刚两年，在一次到广东高院出庭的时候，遇到法院保卫部门的电子扫描和验包——这本质上是一种人身搜查。我十分吃惊，当即给时任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吕伯涛先生写信，希望停止对律师采取这样的措施，不过，我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不久，在广州中院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我到当时自己常去的中国律师网上看了一下，才发现这是不少地方都已经或正开始采取的行动。当年的6月，我发表了《致全国律协的公开信》，指出这种做法的错误性，请求中国律师协会履行自己维护律师职业尊严的职责，同时希望同行们能关注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我还将这个信投稿给一些律师界的杂志，不过没有得到发表。这个信件放在中国律师网上，倒是引起了一些律师朋友参与评论。我记得也有其他一些律师对这种措施提出了批评。后来，我看到不少地区的法院规定只要律师出示了执业证，可以免受“搜身”，直接进入法庭。

我记得的第二个维权行动，是03年震惊国人的孙志刚惨案。这个事件所激起的愤怒我今天还能感觉到。孙的惨死让许多国人都感觉在那一刻经历了一次死亡。广西著名作家东海一枭拍案而起，发起了一次公民联署。我十分荣幸地参与了这次署名，还得以和另一位法律界人士一起（他早已为人熟知，但这里没机会征得他的同意，故不便使用他的名字）各自为联署提供了一些法律上的参考意见，其中一些也得到了发起人的认可。也是在那一年，东部的一些朋友在来广州游玩时，还专门带来了他们制作的多款自由文化衫来赠送给我们。这其中也有孙志刚的文化衫。直到今天，我还是会穿这些衣服游走在街上。

03年6月，香港发生了反对23条立法事件，著名作家杜导斌先生发起了《紧急呼吁中央政府敦促香港立法会暂缓23条立法的公开信》，我也积极参与了署名，并力所能及地提供一点法律上的看法。

03年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那就是成都的李思怡事件。一个三岁女孩，因为母亲涉嫌吸毒被抓走后无人照看而活活饿死。著名作家任不寐先生发起了接力绝食纪念行动。我在那年的10月正好回大学母校参加班级的毕业10年会。我选择了在10月1日参与绝食纪念。04年4月，为记录这一难得的经历，我写了《一次失败的绝食纪念——关于非暴力和爱的体验》一文。

也是在那几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不锈钢老鼠、黄琦、罗永忠等多起网络作家被捕被审判的案件。我一直关注这些案件，和网友一起探讨，也参与相关呼吁。这就是《要求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法律解释的呼吁信》这个信件发表的主要背景。这个期间，我也认识了一些富有正义感的网络作家。开始于99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日益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和关注，我虽然人微言轻，但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04年师涛案件后，上海著名女作家小乔面对肃杀的以言治罪的风潮，发表了关于师涛案的呼吁，我义不容辞提供了一点协助。

大概从03年晚些时候起，我也开始从事一些向工人普及法律知识的工作。我一直留意到广东制造业的发达同时伴生了许多劳工权益受损害的案例。我希望可以让工人了解自己的权利并掌握一些维护自己权利的技巧。到目前为止，相关的尝试并不是很成功。值得庆幸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结识一些一直在为此而默默开拓的维权人士，他们通过自己富有智慧的方法，为许多工人朋友争取到了应得的利益。我自己也在二件发生于东莞的工厂骚乱案件中担任两个被告的辩护律师，算是尽了自己的一点力量。这件案件引起了对我的第一次“攻击”。我当时被事务所调到东莞担任分所的负责人，结果因为这个案件，当地的司法局拒绝给我注册，事务所又只好将我调回广州注册。

记：2003年至2005年是中国维权运动兴起的重要三年，这期间主要涉及中国哪些维权主题？

唐：03年到05年期间，大陆一大批维权人士以及维权律师站了出来，在诸如私有产权（陕北石油以及各种土地、拆迁案件）、宗教信仰自由（法轮功以及其他宗教背景的案件）、言论自由（言论以及出版）、迁徙自由（户口、暂住制度、流动劳工平等权）、集会结社以及社区自治和选举权（NGO的兴起和发展、独立候选人、小区和村社自治等）、滥权和渎职（城管、计生、公共卫生、环境与动物保护、司法冤案、上访）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我在这个浪潮中没有掉队，跟着这个队伍一起前进。

记：能请唐先生谈谈当年亲自参与协助太石村选举与罢免的活动，及您与郭飞雄先生因此受到的迫害吗？

唐：05年，郭飞雄以及其他一些维权人士和选举专家指导了太石村的罢免维权行动。我得以充当后备队——为被捕的村民担任代理人。关于这个案件，各界已经有了详细的报导和记录，其中包括艾晓明老师的《太石村》，郭艳老师（太石事件的律师之一）发表了自己的亲历记。我则写了一篇《太石和平抗争见证》。我担任“救护队”的代价是失去了自己的律师聘用合同，进而执照过期失效，至今尚未恢复。随后数次找工作也被政府压迫单位而去职，06年访美出境时被没收护照。郭飞雄则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了4个月。

记：唐先生与郭飞雄先生在一些维权活动中曾携手战斗，借此请唐先生谈谈对郭飞雄案的看法？

唐：06年高智晟律师因为为信仰自由以及反对迫害大声疾呼，被抓捕入狱，郭飞雄开展了积极的营救行动，随后也被捕。再过几天，郭飞雄的案件就已经悬了整整一年了。一个没有被法院“定罪”的公民就这样被关了一年，中间还几次传出骇人听闻的酷刑逼供的事件，这就是当前的现实。我相信，他的被捕，和他在太石村罢免以及对高律师的营救行动中所展示的不屈不挠的公民意志、对法治的积极追求、对专制迫害的英勇反抗是不能分开的。而这些品质正是中国走向自由所迫切需要，并为专制的维护者所必须打击的。

记：请唐先生谈谈发起赎回选票行动的初衷，现在发展的情况，面临的打压，取得的成果，及未来展望？

唐：赎回选票行动正是在前面所述的中国维权大背景下诞生，它虽然超越具体的维权个案，但却直接针对选举权这个权利之母。言论、结社、信仰等诸自由权利均可以围绕这个权利基础展开并得以实现。维权而能够成为运动，正表明了我们共同罹患的社会疾病：缺乏一个对他们的疾苦和呼声承担责任的政府，而选票正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关键。赎回选票虽然不立即带来一个责任政府，但却是解决问题的开端。无论哪个领域的维权，都难免因为利益的分散性而在战斗中处于力量对比的劣势，但是，当所有的维权运动在他们共同的问题上开始行动时，他们处于绝对的优势。

在《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以及《唐荆陵就赎回选票行动答刘飞跃问》等文中，我还分别对赎回选票行动的意义作了其他方面的解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此外，王德邦先生、吕耿松先生、李剑虹女士、卢雪松女士、滕彪先生等各自发表的评述赎回选票行动的著作，也从不同的侧面阐明了其意义。

截止到今天，发表赎回选票的公民人数是337人，义工是8人（最高曾经达到10人，后来两位义工明确要求终止自己的义工身份，相关原因未得到授权，暂时没有发表）。这些公民分属于27个省份。
赎回选票从发起之初就面临了严重打压和封锁，这些情况中的一部分已经在赎回选票行动的公报中发表。赎回选票面临的重大困难是信息传播的空间狭窄，同时，许多人还没意识到选举权的重要价值，因而没有投入到维护选举权利的行动中来。我相信，随着我们持续地工作，这种情况会逐渐改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赎回选票的正式行动将有望顺利坚持到08年的1月底，在全国的基层人大换届选举结束时打上一个休止符。但我个人将一如既往地推动该理念的传播以弥补传播手段缺乏之憾。

记：今年初，唐先生又倡导、发起反思八九“六四”屠杀的“静思节”，请先生就此谈谈有关情况及自己的一些考虑？

唐：关于六四静思节，需要明确一点，该行动并非单纯为纪念六四十八周年，乃是为纪念和评价六四本身。静思节的参与者相信在自由的中国，六四将成为国家的节日，他相信，如果政府没有回应公民调查真相、抚平伤痛、追究责任的呼吁，公民个人有权作出评价并予以传播或持守个人哀思。要而言之，静思节要通过公民的个人行动推动六四成为国家的节日。静思节在发起之初没有采取赎回选票的方法集中发布活动的详情，所以尚不清楚整体的开展情况。这么做也是我相信这是合适的方法。这种集中发布需要更多的资源，这不是当时的发起者所掌握的。

第一个静思节过去后，我曾经以发起人之一的身份向一些明确表示参与的公民询问过他们的情形，也许是询问的电子邮件被截流了，我没有收到回信。不过，在和一位亲历六四的朋友谈天时，他讲到了他的故事：他在那一天佩带了黑纱。这让我有点意外，也十分感动。他是知道这个行动的，但一直没有说明是否参与。

需要消除的一个误解是，静思节行动虽然在六四那天有集中的标记行动，但却并不是局限于那一天的行动。静思节行动是通过非暴力行动方式推动六四成为国家的节日，明白这一点就知道可做的事情很多，而不是单纯在六四的前后那几天做点表示。

至于可取得的成果，我相信我已经看到，那就是我在发起文件中说，这一天将成为国家的节日，至于这个节日确切的名字是什么，那是留待人民决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曾经在那个时刻奉献了自己的中华儿女也将再度携手，成为建立自由的重要力量。

记：最后请荆陵先生谈谈中国维权与中国政治变革的关系？

唐：中国维权与中国政治之关系，近年学界多有探讨。对此，我想起甘地在国大党代表会议中的发言：“印度的政治就是面包和盐的政治。在我们站到田中跟千百万人在烈日下劳作之前，我们不可能代表印度。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国家向英国挑战”今天，我要说的是，中国的政治就是维权的政治。就是拆迁的政治，就是征地的政治，就是下岗的政治，就是奴工的政治，就是村社、小区自治的政治，就是上访的政治，就是自由信仰的政治。

最后我仍然用甘地的话来结束这次访谈：当人民开始不合作时，非法和不公正的政权就要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