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对于尚未参保的人群，要通过各种方式把人找到，并以“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推动应保尽保。此言一出，引发网民强烈反弹。许多人直言：“不是不想交，是没钱交。”“没工作没收入的拿什么交？”10月19日，微博“年轻人选择不缴社保的原因”话题一度获得4800万次浏览，次日却显示不可查看。一个涉及亿万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公共议题，再次在引发广泛关注后遭到当局屏蔽。

事件表面上看来这是一场关于社保缴费的争议，但事实上暴露的却是中共经济治理、财政压力与极权控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官方希望扩大参保人数，稳定社会保险的缴费来源，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社保缴费的前提是收入，而收入的前提是就业。当越来越多人面临失业、降薪、收入不稳定时，中共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改善他们的生计，而是如何通过数据把他们找到，这种政策思维本身就暴露了中国的根本社会矛盾所在。对于一个高度依赖控制来维持运转的极权体制而言，技术不仅是治理工具，也成为替代性信念——仿佛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数据，就能找到问题的所在；只要能够追踪每一个人，就能解决政权存续的问题。然而，找到一个没有参保的人，与解决他无力参保的困境，显然是两回事。

在中国现实中，社保本应为民众提供养老和医疗保障，但对于收入微薄、就业不稳定的劳动者而言，缴纳社保首先意味着当下生活开支的进一步增加，直接挤压房租、饮食和家庭开支。许多人并非不需要养老和医疗保障，而是连眼前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更无力承担长期缴费的成本。把这种困境归结为民众缺乏参保意识，无异于要求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为几十年后的退休生活负责，却不问他今天靠什么生存。

中共社保征缴的困境，首先来自经济增长放缓与社会保障需求增加之间的矛盾。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养老保险的长期收支平衡面临更大压力；与此同时，就业不稳定、工资增长乏力，又限制了缴费基础的扩大。社保基金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源，但稳定的缴费来源依赖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当经济活力不足时，单纯扩大征缴并不能创造新的财富，只能试图从现有收入中取得更多份额。

其次，中国社保是典型的劫贫济富，底层负重，顶层受益。近日，格隆汇发布2018年至2025年中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细项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总额为4.44万亿元，其中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约1.6万亿元，占总支出的36.1%。6.5%的人消耗了约40%的社保，而人数最多超半数的城乡居民只领取了约10%的社保。不满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用醒目的标题写：“2300万人拿1.58万亿，1.8亿人拿零头。”网友评论道：“劫贫济富”、“二次分配，他们分配两次”。

一个政权要求收入不稳定的劳动者按月缴费，却根本不向社会交代不同群体的待遇为何不同，“劫贫济富”之所以成为网络舆论中反复出现的批评，正是对这种不透明与不公平的愤怒。普通劳动者被要求“数据找人”，不断失血，连当下的缴费都难以承担，而特权阶层却享有稳定的退休保障，人数最多的人承担生存压力，这才是社保争议刺痛公众的地方。

社保制度本应是社会成员共同分担风险的机制，但共同承担的前提是规则公平，而不是所有人都被要求服从同一项义务，却对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差异避而不谈。更荒谬的是，中共一方面以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付压力为由，要求扩大缴费覆盖面；另一方面，却不断限制公众讨论的空间，养老金从哪里来、流向哪里、不同群体为什么待遇悬殊，本来都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正当议题，却在现实中屡屡成为敏感话题。一个连养老金分配都不愿让公众讨论的政权，只要求社会成员承担责任，却不愿赋予他们相应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又凭什么要求公众毫无保留地相信它的政策安排？

因此，中共现在鼓吹的“数据找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保征缴问题，而是极权的数字化控制逻辑在经济压力下的又一次延伸。当统治者把人的困境简化为数据中的缺项，把社会矛盾简化为管理上的漏洞，技术越精准，越暴露现实中共对国民权利的漠视。而当公众试图通过网络表达不满时，话题被屏蔽，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共与社会的矛盾。

这正是中共在习近平时代深陷困境的缩影：对社会的控制越严密，维持控制所需的行政与财政成本就越高；财政压力越大，政权就越急于从社会中汲取资源；但经济下行又削弱了普通人的收入与缴费能力，使原本用于维持社会保障的征缴措施，反而成为加重民众负担的来源。与此同时，制度的不透明与利益分配的不公不断侵蚀公众信任，于是政权又试图借助更精细的数据和更严密的审查来维持秩序。结果便是，控制越强，社会的不满越难消除；征缴越严，公众对政权的不信任越更烈。

这种循环揭示了中共数字极权的根本局限，技术可以提高极权控制社会的能力，却无法凭空创造财富；数据能够找到没有缴费的人，却不能解决他们失业、低收入的困境，不能消除不同群体之间的待遇差异；言论审查能够让公众沉默，却不能让现实中的不满随之消失。所以技术越精准，越暴露现实中对国民权利与生存处境的漠视，当一个政权越来越依赖控制来弥补其统治的无能，控制本身就会成为新的统治成本，并进一步加剧政权试图解决的危机。

因此，“数据找人”争议暴露的，不只是养老金资金面临压力，更是中共极权统治模式的矛盾。中共固然试图通过技术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掌握，却无视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最终都离不开基本的公平与信任。一个政权可以用数据追踪每个人的缴费记录，而不愿解决社会成员为什么交不起、为什么不信任、为什么对分配规则感到不公时，所谓“应保尽保”就只是为解决财政压力而把代价向普通人转嫁的工具。最终所暴露的就不再只是社保制度的问题，而是整个极权统治逻辑的局限。

极权或许能够凭借暴力与技术暂时压制危机，却无法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它每一次以控制代替改革、以强制代替公平，都在透支自身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尤其当它相信数字技术能够让权力无孔不入、让每个人无所遁形、让一切不满无处发声时，更陷入致命的幻觉，以为看得见一切，就意味着掌控了一切。

极权的崩塌，往往始于它自以为无所不能之时——当权力相信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失控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