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撰文/新快报记者　张桂萍

　　“我发现，中国的许多民众在‘维权’一事上都有意识，却缺乏维权行动，我希望我这样的做法在中国不仅是个案，而是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刘飞跃如是说。

　　中消协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约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主要原因是药价太贵。因此，有不少人只好选择到平价药店买药吃。

　　民间健康维权第一人

　　虽然医药行业被指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虽然广大民众日益不满，但因为对该行业的不了解、对专业知识的匮乏以及信息不对称，因此，最受药价虚高和沉重医药包袱之害的普通民众却很少有维权举措。今年1月14日，湖北省随州市一位普通的青年教师刘飞跃因为将一封征集了543人签名的公开信寄往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4个部委，刘飞跃作为“民间健康维权第一人”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深受高药价之苦

　　刘飞跃本月早些时候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因为自己妻子患上肺结核花去5万多元，令自己像许多其他老百姓一样因病致贫；他也看到身边不少人为活命治病变得家徒四壁、负债累累的惨象。他自己痛定思痛，决心要揭开“为什么老百姓看不起病”之谜，后来通过几个月的上网查资料，结果他总结出两大原因：一是药价从源头“虚高”到过多环节“虚高”，造成医院售卖的药品往往是药厂成本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如贵州圣济堂制药厂生产的盐酸二甲双胍片成本不足5元，政府的最高限价是46.80元，山西恒大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络血宝注射液，企业给经销商的实际供货价是2.10元，可物价部门给其定的零售价是14.50元；二是现在医生普遍多开药、瞎开药、开贵药、收红包，部分医药代表年收入超过几十万元。

　　刘飞跃称，自己“上书”一事经广东某媒体率先报道后，没想到会在全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山东、河北、北京等地媒体纷纷转载，短短一个多月内，他就收到数十封来自全国的支持信和电话，大家除了对其行动表示鼓励外，对医疗行业存在的种种问题的痛恨，令不少人甚至将刘当作一位民间“维权代表”，有人来信认为刘给国家部委的信措辞不够严厉，反映的问题还不够强烈；有人认为医疗腐败与国家政策的“误导”有关，如政策允许医院里面搞承包，监管又没跟上，弄得医院里“上梁不正下梁歪”等。

　　而刘飞跃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破天荒举措也得到相关部委和当地职能部门的回应。2004年1月21日，国家卫生部在退回给刘的原信上盖了一个署有“卫生部办公厅信访处2”的红方章，并正式简单回函称：“药品价格不属卫生部职能，降低药品价格也不是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要通过改革逐步降低。”

　　发改委办公厅一位女同志在接听刘飞跃电话时也热情地表示，“公开信收到了，已转给了发改委价格司。”

　　刘所在地的政府和行政部门也没有给他任何压力。今年2月27日，随州市物价局一位姓张的科长和随州市公安局两位同志还到学校本着“听取意见，解释政策”的态度找到刘进行“平等沟通”。

　　希望维权从意识走向行动

　　刘飞跃就这样一夜间变成当地的“风云人物”，而且令刘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刘周围的朋友、同事、亲人对他的举动并没有冷嘲热讽，赞扬和支持成了他身边的主流舆论。

　　对此刘飞跃深感欣慰，确信自己主张的“公民有责任和义务将自己观点表达出来”是对的，他希望借本报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老百姓也是有声音的，但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我要将‘联名’行动扩展至全国更广大范围，尽量发挥‘人多力量大’优势，以引起高层关注，从而最终解决问题。”

　　目前，刘本人正在学习法律，他认为普通老百姓也应懂点法———“我发现，中国的许多民众在‘维权’一事上都有意识，却缺乏维权行动，我希望我这样的做法在中国不仅是个案，而是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刘飞跃如是说。

　　刘飞跃发给国家四部委公开信的8大请求

　　1.修改国家对药品的最高限价政策，降低现有药品价格；降价幅度一定要让老百姓感受得到

　　2.加大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

　　3.各级纪检部门、各级检查机构加大对医药行业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

　　4.尽快启动医院的产权改革，实现医药分离，打破“以药养医”的旧体制

　　5.建立和健全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维护农民及低收入者看病的权利

　　6.减少药品流通环节，制止医药企业过多过滥的现象

　　7.提高医务人员技术劳务收费

　　8.大力扶持平价药店，引进国外有实力的药房连锁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