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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精神障碍人数激增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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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6-10-04 2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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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据9月初媒体爆出有关世界医学权威刊物《柳叶刀》对中国精神障碍病例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约有1.912亿个精神障碍现患病例，其中自闭症约为692.2万例；年龄标化后，每10万人约552.1例。报告一出，引发网络热潮，众多网友认为真实数据可能还远远不止于此，因为中共极权的精神高压与经济的困顿，使中国近年来民众生活日益绝望，教育、就业、养儿养老、重病医疗等等无尽的压力，使整个国民陷身在无休无止的困苦中，中国普遍性出现精神失常已是有目共睹的现实。如此国民精神健康的严峻的形势控诉着中共极权统治的反人性反文明本质。）
一、触目惊心：中国精神障碍人数达1.912亿
2026年7月27日，一项发表于《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的研究结果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约有1.912亿个精神障碍现患病例，其中自闭症约为692.2万例；年龄标化后，每10万人约552.1例。
这项研究使用的是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3数据，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评估了1990-2023年中国及33个省级行政单位的精神障碍负担。
两个月前，GBD2023精神障碍协作组已在《柳叶刀》发表全球分析：2023年，全球约有11.7亿个精神障碍现患病例，造成约1.71亿个伤残调整寿命年，在全部疾病和伤害中排第5位；如果只看伤残生存年，精神障碍已经位居第1位。
在中国，对应的由精神障碍造成的伤残调整寿命年约为2635万，占中国全部疾病和伤害负担的6.7%。
自闭症、ADHD及其他神经发育条件也被纳入这项分析。结果显示：
2023年，中国自闭症现患病例约692万，不到ADHD的三分之一，但造成的伤残调整寿命年约129.8万，高于ADHD的94.3万和特发性发育性智力障碍的67.5万；
各种神经发育条件的地区分布有很大差别：年龄标化后，北京的自闭症比例点估计较高，约为四川的2.4倍；ADHD以上海较高，约为辽宁的3.7倍；
年龄曲线也有明显差别，焦虑障碍患病率在10-14岁达到高点，到了15-19岁，抑郁和进食障碍的影响进一步显现，而这个阶段也是自闭症从神经发育和教育支持转向精神健康需求的关键阶段。
二、33年间，病例数增加45.6%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是一套持续运行的全球健康“总账”，它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世界各地分别有多少人患病，疾病造成了多少死亡和带病生活，以及不同疾病、地区和年份之间是否可以比较。
项目起始于1990年代，最初的研究由世界银行委托，以1990年为基准年。此后，世界卫生组织曾负责过一段时间该项目的协调。2007年，美国华盛顿大学成立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IHME），并由其协调新一代GBD研究。
目前GBD已更新到2023年版本。本次全球和中国的精神障碍疾病负担研究，正是在GBD2023的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的。
结果显示，相比1990年中国约有1.313亿个精神障碍现患病例，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已增加至1.912亿，增幅为45.6%。同期的年龄标化患病率从每10万人11085例升至12706例，增加14.6%。
病例总数的增幅较大，部分来自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年龄标化患病率也在上升，则说明排除这些因素后，精神障碍总体的患病水平仍有增加。不同病种的变化幅度并不相同，不能由总量增幅推断每一类精神障碍都同步增加。
相比之下，GBD2023的全球精神障碍分析结果中，前述两个指标的增幅相差更大。1990-2023年，精神障碍现患病例数增加95.5%，年龄标化患病率增加24.2%。
需要说明的是，GBD统计的数字并非医疗机构逐人登记的总和，而是通过汇集不同年份和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人口资料以及患病率、发病率、病程等信息，再用疾病模型推算没有直接调查的地点、年龄和年份，最后得出基于统一标准下可比的结果。
中国2023年约1.912亿个精神障碍现患病例，就是这样得到的模型估计，95%不确定性区间为1.757亿-2.132亿。
GBD的另一个关键指标是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用来衡量总体健康损失，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伤残生存年（YLD），用来衡量带病或伴随健康损失生活的年份；另一个是早逝损失寿命年（YLL），衡量的是过早死亡造成的寿命损失。
精神障碍的DALY主要来自前一部分，也就是伤残生存年。从分析结果看，这一指标同样在增加。
1990年，中国精神障碍造成约1726.4万个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到2023年增至2635.3万个，增加52.7%。同期，年龄标化DALY率从每10万人1452升至1718，增加18.4%。这说明即使排除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影响，精神障碍造成的健康损失仍在增加。
全球的变化幅度更大。1990-2023年，全球精神障碍造成的DALY从8360万增至1.71亿，增加104.8%，年龄标化DALY率增加28.9%。
从结果指标看，2023年，精神障碍在全球全部疾病和伤害的DALY排名中由1990年的第12位升至第5位；如果只看伤残生存年（YLD），已经排在第1位。
三、北京自闭症比例较高，上海ADHD点估计居前
GBD2023的中国精神障碍分析，也对全国各省级地区精神障碍疾病负担进行了分析。
整体数据方面，2023年，中国精神障碍总体的年龄标化患病率为每10万人12705.5例。分省看，香港的点估计最高，为15592.1例；甘肃和澳门随后，辽宁最低，为11349.1例。最高与最低相差约37%，而多数地区的95%不确定性区间有较大重叠。
如果换成现患病例总量，广东省居全国第一，约有1674.65万例；其后是山东1423.42万例，河南1346.33万例。三地精神障碍造成的DALY也位居前列，分别约为229.29万、205.00万和183.26万。最直接的原因是常住人口基数大。
具体到自闭症、ADHD和特发性发育性智力障碍，省际分布又与精神障碍总体的病例数和年龄标化患病率并不相同。
自闭症方面，年龄标化后，北京的点估计在全国最高，为每10万人958.2例，95%不确定性区间为694.2-1348.0；相对较低的四川为每10万人405.7例，不确定性区间为272.7-597.0。病例总量最大的依旧是广东，约80.31万例；随后是山东的54.09万例和河南的53.74万例。
ADHD的省际跨度更大。年龄标化患病率最高的是上海，为每10万人2643.9例，其次是广东，为2616.3例，辽宁只有715.9例。按病例数计算，广东约有303.47万例，远高于上海；河南、四川和山东也都超过130万例。
特发性发育性智力障碍的高点出现在甘肃，年龄标化患病率为每10万人2043例，全国为936.7例，北京为706.7例。病例总量还是广东最多，约115.51万例，其后是河南、山东、江苏和四川。
北京和上海的总体精神障碍年龄标化患病率都低于全国平均，但分病种看，北京的自闭症、上海的ADHD点估计却分别处在较高位置。广东则在多个病种的现患病例总量上居于前列。
这些省级差异，可能同时受到人群构成、病例识别、诊断和服务可及性、人口迁移以及原始资料多少的影响，GBD模型本身不能给出单一原因。
总体而言，像广东、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需要按病例规模准备更多的服务，而数据估计明显偏离全国水平的地区，则需要补做直接调查，不同病种还要分别考虑评估、教育、精神卫生和长期照护的缺口。
研究团队也据此提出，资源政策需要从“普遍扩容”逐渐转向“结构平衡”，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病种的服务缺口调整配置。
四、中国大陆精神心理卫生现状总况
精神疾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疾病。
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的增加以及对于精神疾病的正确认识，精神疾病就诊人数持续增长，2014-2019年中国精神病医院总收入不断增加，2019年中国精神病医院总收入为661.6亿元，较2018年的580.1亿元同比增长14.0%。
导致目前精神疾病患病率飙升有多个原因。首先是目前的诊断工具较为敏感，更容易发现患者所存在的精神疾病；其次，与以往相对，目前大众更加注重心理健康，能更容易感知到自己的精神症状，也更愿意暴露出自己的心理痛苦。
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经济、文化和生活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现代人遭遇的心理应激也日益增加，相应地，与应激密切相关的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患病率也会增加。在中国将近14亿人口中，有2.3亿人会在他们一生中可能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如心境障碍、焦虑障碍、物质使用障碍、进食障碍、间歇爆发性障碍、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等。而这些疾病的患病率目前也处于上升的趋势，如何预防和治疗这类精神疾病成为我国精神卫生亟需解决的问题。
五、中国精神疾病患者总数已过1亿，92%重症者未接受治疗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共有3亿人患有抑郁症，约6000万人患有双向情感障碍，2300万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人数达110万。
普通人理解的精神病主要是指重性精神障碍，表现为思维、情感和行为紊乱等。按照1%发病率推算，人群中大约有1600万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北京安定医院曾参与的一项国际性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精神疾病存在巨大的“治疗缺口”——需要治疗却没有寻求或未能获得治疗的患者所占比例极高。在我国，有92%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
对于很多精神疾病患者而言，打人对象大多都为亲近的人。有的精神病患者情绪压抑、愤闷，于是攻击他人作为一种宣泄手段，而有些精神病患者出现幻听、幻觉，或者出现思维、推理误判，总是觉得别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要对他不利等，于是产生攻击行为。最让患者痛苦的是病情稳定后，会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愧疚，但是在行为发生时依然不受控制。也许，精神分裂患者最难过的，莫过于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对家人的伤害，却不能自已。
在这些患者习惯性“打人”的背后，和家属承受同样煎熬的还有精神科医生。“有时候，门诊就像一个战场。有时热战，有时冷战。曾经的诊室里，每位医生的桌子下面都会有一个小板凳。”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杨可冰说，这个板凳的作用是在来就诊的精神病患者躁狂发作时做一个阻挡，不能还手，拿这个先挡一下，找机会赶紧跑。“现在好了，有报警器。”精神科医生的极大压力也让很多医学毕业生选择不进此类科室工作，“美国人口有3亿多人，是我国人口的1/4，但精神科医生就有3.8万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院士告诉记者时曾这样举例对比，“美国还有一个职业叫临床心理治疗师，有20万人。精神科医生负责诊断和开药，心理治疗师专门从事心理治疗。”而我国，平均1.49名/10万人口，除了患者总数大，还有个原因就是很多医学生不爱选择这个行业，性价比太低。
“与之对应的是，精神科病人好起来很难，需要漫长的观察和治疗，而且大部分患者依从性并不好，经常是刚开始两三次还能来看病，后来就销声匿迹，随访工作也极其困难。”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杨可冰说，每次经历这种情况，都会深深觉出了现实的“骨感”。
虽然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已纳入医保报销，但家庭及个人负担仍然非常重。和贫困地区的患者相比，很多原本“小康”的家庭也都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根据WHO推算，2020年，我国精神疾病负担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四分之一。在2012年到2030年期间，精神疾病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缩水超过9万亿美元。
很多精神疾病患者得不到及时的诊疗，“看不上病”背后是医疗资源巨大缺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是通病。据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介绍，我国目前为了减少精神疾病患者病情波动，提倡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分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三个阶段治疗。急性期主要在医院治疗，巩固期在康复机构，维持期回到社区。“但现实情况是，医院床位、医生数量明显不足，床位20万张，但服务1600万患者中10%是需要住院的人，严重不足。”王绍礼说。
而在很多患者向往的大城市大医院，精神疾病医生也面临着窘境。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在2017年5月公布了一组数字：我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有27733人，心理治疗师5000余人，总计只有3万多人。心理健康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专业医生的数量、质量不足，已成为我国精神卫生心理健康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六、中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6.8%，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
2021年9月21日，《柳叶刀-精神病学》(TheLancetPsychiatry)发表由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领街的“中国抑郁障碍患病率及卫生服务利用的流行病学现况研究”(简称中国精神卫生调查)。这是我国首次全国成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这项调查研究首次提供了我国成人抑郁障碍流行病学患病率及其分布特征、临床症状严重程度、社会功能损害程度、获得各类治疗状况的全国数据，从临床卫生服务利用角度对于制定精神卫生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抑郁障碍流行病学特征和相关因素具有重要学术地位，是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此项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津台)18岁以上社区居民，在157个县/区1256个村/居委会中抽取受访者32552人。经过加权调整计算，我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其中抑郁症为3.4%，心境恶劣障碍为1.4%，未特定型抑郁障碍为3.2%。抑郁障碍12月患病率为3.6%，其中抑郁症为2.1%，心境恶劣障碍为1.0%，未特定型抑郁障碍为1.4%。
我国抑郁障碍的流调特征中显示：就罹患任一抑郁障碍亚型而言，女性与男性的加权终生患病率分别为8.0%和5.7%，女性显著高于男性。12月患病率分别为4.2%和3.0%女性显著高于男性。女性患任何一类亚型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和12月患病率均高于男性。此外，家庭主妇、退休、失业人员的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和12月的患病率均高于有工作者；分居、丧偶或离婚者的抑郁障碍患病率明显高于已婚或同居者。
研究表明，抑郁障碍患者社会功能受损明显，但卫生服务利用率却很低，很少获得充分治疗。由于多数抑郁障碍患者未到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因此仅有0.5%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
在抑能障碍各亚型里者中，抑郁症患者寻求精神心理专科治疗的比例最高，也仅为4.7%；心境恶劣障碍电者为3.0%；未特定型抑郁障碍患者接受中医或其他治疗的比例最高为3.3%，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就诊的抑郁障碍患者中，仅有7.1%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疗。
七、30—39岁人群，多重压力集中叠加
从年龄来看，精神障碍负担并不是平均分布的。研究显示，5—19岁、30—39岁和50—59岁，是精神障碍疾病负担相对较高的三个年龄阶段。
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焦虑和神经发育障碍的高负担，与竞争激烈的学习环境、家庭教育方式、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社会环境以及数字媒体暴露等因素有关。
进入30—39岁之后，压力来源则明显变化。研究人员指出，这一年龄阶段的人群往往需要同时面对职业竞争和经济压力，又承担着养育子女和照顾年迈父母的双重责任。
事业、家庭、经济和照护压力在同一个年龄阶段集中叠加，使30—39岁成为精神障碍疾病负担相对较高的人群之一。
到了50—59岁及更高年龄阶段，身体慢性疾病增加、退休前后的角色转变、经济不确定性，以及“空巢”带来的孤独和社会隔离，又成为新的风险因素。
从学生时代的学业压力，到中年的职业、家庭和经济压力，再到老龄阶段的疾病和社会隔离，精神健康风险几乎贯穿整个生命周期。
八、抑郁症“魔爪”伸向青少年，患病率24.6%
目前我国青少年群体中，患有抑郁症人数十分惊人。根据《2023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下称《蓝皮书》）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达9500万人，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28%，超2800万人。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学生。
遗传、家庭、社会等因素，以及应激事情都有可能成为青少年罹患抑郁症的致病因子，《蓝皮书》显示，人际联系、家庭联系、学业压力三个关键词对学生影响最深。这也说明学校和家庭在关注青少年群体心理健康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校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还要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有必要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老师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家长在忙碌的平时，也不能忘记对孩子的关怀，否则孩子很有可能会误认为父母不爱自己，感受不到家的温暖，最后失望而去。
由北京安定医院牵头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历经近9年的研究，对全国73000多名6~16岁少年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资料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整体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其中，焦虑障碍占4.7%，重性抑郁障碍占2.0%。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身体和心理发展的高速阶段，也是出现抑郁症的最高发阶段。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2021年8月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中，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心理行为问题的困扰，这其中就包括相当比例的青少年抑郁。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与发展中心最新研究数据也验证了以上数据。该研究对山东、河北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3万名10-19岁的青少年开展了一次心理健康素养调查研究。研究发现，青少年抑郁患病率为24.6%，这个数字意味着每4个青少年中，就有1个青少年在经受抑郁困扰。
青少年抑郁患病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加，小学阶段抑郁检出率为10.0%，初中阶段检出率为30%，高中阶段抑郁检出率为40.0%。大量研究一致发现，我国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发展轨迹在10-19岁呈现线性增长趋势。
与成人抑郁不同，儿童青少年抑郁出现时更为隐蔽，发生风险更高，是成人的4-5倍，且有一个缓慢而长期的发展过程，而孩子们自我觉察力低，易被忽视，因此，家长的认知，极大的影响了儿童青少年患者的干预时间和治疗方向。
大多数家长发现孩子患病，是从孩子宣布不上学时开始的。面对孩子情绪低落、易怒、无价值感，注意力不集中，还伴有睡眠、饮食障碍等躯体症状，家长们通常缺少“警醒”和“觉察”，少有家长能认识并接受，孩子的“行为问题”，可能是一类精神疾病。
认知不到位、觉得抑郁不过是“想不开”，强烈的病耻感，社会对抑郁症的误解甚至嘲讽，使得患者往往“讳疾忌医”。调查显示，我国抑郁患者群体就诊率极低，不足20%。
家长的觉察和成长决定着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疗愈可能，而家庭也的确是孩子成长的最直接的土壤。当然，将孩子的抑郁症简单归咎于家长也是不准确的，家长也是被时代所裹挟的个体，是社会大趋势的被动依从者。尽管青少年抑郁症具有独特的临床表征，但同处一个时代和社会，成人和孩子精神困境的根源并不是割裂的。
但是，为孩子营造具体生活环境的大人，应该做出相对独立的判断。很多父母望子成龙，对孩子的要求和期望都很高，有的父母甚至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让孩子来实现。还有一些高成就、高功能的父母，把企业管理的经验和官场运作的思路用于教育孩子，忽略孩子的心理特点，压抑孩子的感受和体验，给孩子讲大道理，甚至订立严密的管理制度。其实，与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成才相比，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专家也给出了实用的建议，当孩子出现以下两个信号时，要考虑精神障碍和及时就医了：第一，如果一个孩子的情绪、行为表现跟他的年龄、受教育水平、所处环境不相符合时；第二，如果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给孩子自己、家长或者学校造成持续的麻烦和痛苦时。孩子可能比成年人更早、更剧烈地感知到外界环境的变化。当他们反常地沉默，应该被所有人当成一种警醒。
九、造成中国高精神障碍人数的中共极权制度成因
政治学与人权批判视角：体制压力与“被精神病”现象
批评中国政府体制的人士与人权组织则从政治和权力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威权或极权体制对精神健康有直接和间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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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社会控制的心理代价：有观点认为，严格的社会监控、言论审查以及缺乏救济渠道的维稳体制，加剧了公民个体的无力感与焦虑情绪，成为心理疾患者增多的体制性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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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愿收治与“被精神病”：诸如民生观察等组织长期关注中国在信访和维稳过程中，将部分未患精神障碍的异见人士、维权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非自愿收治现象（俗称“被精神病”），认为这是政治体制对精神医学的滥用。
社会学家和心理学研究者在探讨体制因素、社会结构与心理压力之间的关系时，经常提到的几个核心层面：1.结构性竞争与高度社会焦虑体制驱动的评价体系：在资源分配由体制高度主导的环境下，教育（如高考、考公）和就业领域的竞争往往具有单一和绝对的特点。这种高度同质化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模式，极易引发从青少年到中青年的系统性焦虑与抑郁。内卷与生存压力：经济增速放缓与体制内外交织的竞争压力（如“996”工作制、职场年龄歧视），导致个体在缺乏多元化出路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强烈的无力感（习得性无助）。2.社会支持系统的碎片化民间组织与互助网络的受限：在强社会管控的模式下，独立的NGO（非政府组织）、社区自治互助团体以及宗教心理支持网络的发展空间有限。当个体遭遇心理危机时，往往缺乏体制之外的、弹性的社会安全网来提供即时缓冲。原子化社会特征：高度的社会控制在客观上削弱了传统熟人社会和社区的紧密纽带，使个体更加“原子化”。缺乏深层的社区支持和自由的表达渠道，会加剧个体的孤独感和精神孤立。3.公共政策与社会转型代价政策的剧烈波动：例如过去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大量“失独家庭”以及沉重的养老压力；而过去几年突发、严厉的公共卫生管控措施（如长期封控），也被多项公共卫生研究证实对民众的焦虑症、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病率产生了显著的推升作用。救助与保障机制不足：尽管精神障碍人数受到关注，但医疗资源（尤其是心理咨询和精神科医疗资源）在体制内分配不均，且存在较强的社会污名化，导致许多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干预。4.意识形态与个人表达的冲突表达空间受限：公共舆论场和个人言论空间的收紧，使得公众在面对社会不公、经济压力或个人挫折时，缺乏健康的宣泄与讨论渠道。长期压抑负面情绪且无法诉诸公开对话，容易转化为内省式的精神心理疾患。
十、网友对高精神障碍人数的热评
lcccoccc：1.9亿患者，那算上家里人，至少好几亿人间接或者直接受到影响
腰鼓城故人事：不是30-39高发，是40以上都不敢去看，肩上讲座大山，再扣个精神问题在头上，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哪有什么病，全靠硬抗
leileilei：充分展示出我国人民的韧性
YOYO：内卷加网络，睡眠不足生活不规律造成的
扶桑浴日：实际数字还可能被大幅低估
老吴：我是做精神科业务的，我说实话，精神科是这几年来患者增长速度最快的科室，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几乎很多都有抑郁症，焦虑症，甚至双相情感障碍症
邓志斌：信息过载综合征侯群，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合理利用工具，多读国学经典，多接触大自然，才是对治办法。整个社会都忽略了这点，老是让孩子信息过载，静不下来，灵性就流失，自主探索现实的能力就弱了。
西湖边的欢喜哥：我失眠焦虑也在吃药，可以说去医院正规看病的这些人还只是一部分人。焦虑抑郁用药很贵，加上看心理医生的话。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时间和钱，去正常看病，有身心问题都在硬抗。
十八子：就业太难，失业、待业、工作不稳定，会显著升高抑郁、焦虑、躯体化障碍的发病概率。
原始道：网贷催收功不可没。
悟道；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必须要得到全社会的重视！
锐芃：建议建立健全，严格审查精神病的鉴定标准，光凭医生自己断定和测试真的不那么能断定病症，我之前遇事心理上爸妈怕我有问题，一定让我去做检查，他们的那个测试测出来的结果跟我本人差异相去甚远，最后竟还能配了精神类的药物我表示质疑，首先精神类药物副作用大，再者像人的思想也好，情绪也好是很复杂的，精神科亦或是心理科医生本着上门就是病患的原则，无基本判断就已经在按照对方说的情况对应病症，也就是来者就是病人，说出来的话就是病症这真的很难被理解，我就医的时候明确提出检测结果与本人情况不符，依旧配了精神类药物且医生未给出合理答复我也很难理解。
香芋西米：我也觉得挺无语的这些医院为了挣钱，除了挣这些无其他可挣，乱开药，迟早医闹
锐芃；我觉得这个人性很复杂，有些人会为了利益做很多突破三观的事，就比如如果地方不大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医院也有心理精神科，又专门开了一家治疗这块的医院，狼多肉少，会怎么办，（前提没有其他食物了）畸形点的狼群先开始吃死了的狼对吧，如果死的吃完了想活下来的会不会有同类厮杀，所以在市场结构出现问题患者少，医院多，如果需要会不会让正常人需要看病，然后盈利？我想是有这个可能的。
hb5828：普通百姓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太大了……
萧郎：确实多，我经常路上碰到，公车上也碰到，太多了，人天性都是喜欢自由的，却被各种束缚
锐芃：同时也坚决抵制超出市场规模的精神病院存在，为保护院方权益同时也了保证未成为患者的你我他权益，建议严格审查精神病院的审批制度，同时严格控制地方设有精神类权限的医院数量，同时严格规范精神类科室的就医权限问题。
燧人鑫玥：看到这数字我不惊讶，甚至觉得可能还是少了，因为以前和身边认识的人就不少我初中就有这样的同学，处境艰难；高中时学校里有老师，平时听她说话不对劲，结果还真是；再说当时学校休学的好多啊，听老师们说，那些学生及其家长说话和状态都很不正常，班里遇到过没休学但脑子不正常很影响其他同学的；我妈一个朋友，她女友有精神问题，但她让女友管理公司财务，我妈劝她另花钱聘一个，她不听，之后破产了还刚好遇上疫情……
A星星火a：据新华社报道统计：2012年全国精神医疗机构2916家，截止到2023年已经发展到了5936家，增长了205%。据业内数据统计受国家管控类精神药物的销售额更是增长了300%！大部分这个特殊行业的从业者，把人短期的心理情绪问题和精神疾病的诊断混为一谈，进行理论模糊。让西方精神医学的概念标签，经过漫长的发展和人为操纵，做成了隐秘的医学文化渗透和药企药商资本的完美收割闭环，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利益收割产业链…
马生；内卷加长期忽视心理健康的恶果
旭日有情：为什么会这个样！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多精神病人！！？
lufftransient；家长太卷了，什么都让学生学。去精神防治院看下就知道，有些年纪很小的一开始以为心理疾病，最后诊断为精神疾病，俗话说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说到底还是大家有追求，追求还是人。工作追求升职加薪，学习追求第一。能不累死吗
DavidH：肯定不止，现在要想找个心理和智力都正常的国人聊天非常困难
归去来兮：不少是生活压力的因素
MICHELEBEAUVALFOSSE：这种社会已经没希望了大家都疯了
金祥：少说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有精神问题
᭄峯_520：人口大国，老弱病残。。
ATAO：抑郁的很多，压力太大
详情请参看：
1、柳叶刀最新发布，中国精神障碍33年暴涨45.6%，自闭症家庭负担被严重低估
https://www.huxiu.com/article/4891755.html
2、2023年中国精神障碍患病人数达1.9亿
https://www.sina.cn/news/detail/5341184463208589.html
3、中国精神障碍患者已达1.9亿，过去30年增长近五成，30-39岁成高负担人群
https://mp.weixin.qq.com/s/FgIU_O41Wo-W53T6Tt7JDg
4、中国精神卫生报告：常见精神障碍发病率暴增50倍
https://www.hbs6yy.com/news/view_229.html
5、2025年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
https://www.msguancha.com/a/lanmu2/2026/0208/25094.html
6、中国精神卫生现状及对策分析
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wm/20260924/content-1678023.html
7、研究指中国精神障碍者增加30年间升近五成
https://www.exmoo.com/article/265521.html
8、中国近2亿人患有精神障碍
https://www.wenxuecity.com/blog/202608/81697/14756.html
9、政治抑郁症：中国人到底怎么了？“润”真的有用么？我们还有救吗？
https://youtu.be/V6fEhkXSa3k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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