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高干子弟沦为精神病人——“我只是一名小小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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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干子弟沦为精神病人——“我只是一名小小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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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干子弟沦为精神病人——“我只是一名小小的受害者”

作者：晋贤文章来源：本刊原创更新时间：2015-05-11 07:07

我们多出于一种责任,一种好奇试探着"下海", 当我们发现远方确实有一座金山时,才发现自己已是赤身裸体。欲回头,已看不见来时的"海岸"。观四周, 也找不着可供喘息的稻草。搞不好,头上还会悬上一柄达摩克利斯的剑。一些人沉没了。一些人做了鲨鱼的美餐。偶然有一两位侥幸者踉跄着被冲上了那美丽的海滩 ,也多半是遍体鳞伤日暮夕山。我们不再敢奢望成功。只祈祷艰难旅程我能成为终线——（摘自钱克俭1990年致经济日报的一封信）

2010年4月19日，官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一直在家正常生活的钱克俭从家中绑架到常熟精神病院，直到世博会结束后才释放他回家，理由是为上海世博会的安保“护城河工程”维稳需要。

他曾是具有远大理想和创造力的青年，他曾是高干家庭出身的高二代，他曾获得中共中央两位高级干部的的欣赏，他曾举报已退总理李鹏进行有组织犯罪，他后来成为了民间维权人士，以后成为被维稳的一分子，最终他走进了精神病院！这个叫做钱克俭的男人，走过了富有传奇色彩的30年，现在的他时不时还受到居委会、派出所等机构的严密监控。

钱克俭，男，1958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初五）生，祖籍浙江嵊州山口村人，父亲是河南郑州中心医院的创始人（现在医院还树立着他父亲的铜像），母亲在国棉三厂幼儿园财务会计职务上退休。他自己曾就读于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先后在国营、三资企业和事业单位，从事过生产制造、技术支持、科研设计……等多方面的工作。内容涉及：机械、电子、电器、仪器仪表、通讯……等多个行业。具备钳工、电工、焊工、管道工、金属切削工……多工种实际操作技能。在1980年《电子世界》杂志社举办的“国际和个电子技术员测验”中获优胜奖（载于《电子世界》杂志1980年6月号，）；1986年首届“星火杯创造发明竞赛”中，就自行车、摩托车制动离合系统中，钢索在手柄处易断，无法在野外条件下以简单工具进行应急修复的问题所设计的：“自行车、摩托车制动手柄”作品得到评委的推荐。此后为该作品以及改进品，申请并获得了87200783、88202077、92242080三项中国专利。

从以上资料看出，如此富有创造力，并在那个年代出身高干家庭，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他，如何会成为现今政府维稳的对象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性格直率不小心一只脚踏进了高层丑闻的漩涡，才导致了后来的报复性迫害，以至于沦落到后来长达近30年的悲惨遭遇。

事情得从他父亲开始说起，他父亲早年到上海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是著名影星孙道临主演的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原始讲述者；电影中“老马”的生活原型）；抗战之初，应地下党的派遣：组织过抗日宣传队；转移过进步人士；策反过围剿井冈山的蒋军军官；组建并领导了新四军浙江金华萧山支队的野战医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业到上海华东纺织管理局，任军代表；20世纪50年代，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开赴河南创建了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医院（以后佚名：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在严防美蒋特务谋杀的年代，与周恩来咫尺之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千人”大会。

这个看似辉煌的家庭，因文革的开始，被打成走资派，整个家庭饱受冲击。在那个丈夫防媳妇、老子防儿子的告密社会，也铸就了性格率直的钱克俭遭遇的开始。
然而此时的钱克俭也正是意气奋发的年龄，1977→1980年段，在郑州机械研究所施工期间，他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三机电安装公司第一工程处（后来更名：机械工业部第三机电安装公司）当安装钳工，他独立主持完成了300吨双盘摩擦压力机的机械部分的安装调试工作，当时主管基建，后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肯定其工作成果，但是这种拼搏的性格跟领导的鼓舞并没有让他摆脱即将遭到的改变。

1981年，因为文革遭遇，钱克俭的母亲，为了改变家中“落毛凤凰”处境，想借婚姻改变家境。给他介绍了当时任郑州国棉三厂幼儿园团支部书记的宋某（其父时任河南公安厅消防处后勤副科长），在交往中，由于钱克俭父亲的关系，他得知了有关中央高层的一些肮脏内幕。他就此私下在这个团支部书记面前说了“公安部里也不见得个个是好人……”等话语，遭到宋某的暗中举报。从此开始，他遭到多方跟踪监控，并说他反社会主义，因此事的株连，名誉、婚姻、事业、经济等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80年代末，他们全家按照国务院政策定居母亲的祖籍常熟，钱克俭的工作也调到江苏省常熟市国营手表厂，1990年6月13日，钱克俭借给《经济日报》讨论自行车的话题，给《经济日报》写了一封信来阐述自己有心报国。

钱克俭表示“信的内容一是纪念“6.4”屠杀周年；二是希望江泽民、邓小平关注王有亮先生（一个民间发明家）的命运；三是透露我自己的遭遇；四是希望高层了解科技人员的心声，关注科技创造环境。此信寄出去不久，时任总理李鹏就去了郑州”。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贪污受贿局正式成立，而首任局长尽然是钱克俭的中学老师罗辑，受此鼓励，正在上海打工谋生的他向上海市高级检察院检举时任总理李鹏有组织犯罪的问题，当时在上海市主管刑事侦查，并曾经有过很多显赫头衔的公安局副局长孔宪明假以检察院检察官的名义去见钱克俭，见面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钱克俭经历了几次似意外非意外的生命威胁。单位也谣言四起，说他有精神病等等，后来赶上朱镕基搞“减员增效”搞大规模下岗，如果再在单位呆下去可能要被开除，为了保留生活来源，他就顺水推舟办理了“精神病”病退。

病退后，钱克俭也找过不少工作。但由于实名控告李鹏的事情，没有再成功过。但是他仍然在闲暇之余关注底层民众疾苦，关注社会维权热点。钱克俭对此做法解释说“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当下少的可怜的生存空间也会彻底消失”。

没想到2010年4月19日，官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一直在家正常生活的钱克俭从家中绑架到常熟精神病院（常熟市第三人民医院，现在已搬离原来位置），直到世博会结束后才释放他回家，理由是为上海世博会的安保“护城河工程”；

钱克俭形容：“一开门，七八个警察就冲了过来，拉出去把我架上一辆外表普通的微型面包车，直接送往常熟市第三人民医院，我关在第三病区，总共四个病区。二楼是女精神病人，其余是男的，刚进去的要被关到重症区，我刚进去就被绑到床上扎了24小时，然后放开，再过一段时间才能返回普通病区关押。“重症区”正常是五六十平米的房间关押20个人左右，一两百平米的关七八十人，在里面吃的一塌糊涂，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的，有时候吃医生剩下的都很不错了，到现在都不知道关押我的到医院的费用是由哪家单位所出”。

2010年12月3日中午，由居委会把他接出院后，钱克俭才知道，当时关押他时得到了他母亲的签字，而他母亲本身因为文革和幼年同胞兄长死于医疗事故的刺激，就有比较严重的精神障碍，可警方人员还是找她签了字，出院的时候，院方给了一个复印的证明。

钱克俭:“我记得一天是三种药为主，有淡黄色的药片，还有白色的吧，因为被精神病的几个月，药物对我影响挺大。现在可以找到的药名有：利培酮片（维思通）、阿立哌唑口腔崩解片（博思清）、还有的药名现在记不起来了（是不是俗名叫“舒思”不知道）”。医院里面也不可能像电影追捕里演的那样，可以有吃完药再吐出来的环境。那段时间吃了药以后就是站不稳，坐卧都难受，说话说不了多久，口水就往外流……”。

为什么钱克俭在家还会被精神病，当本刊提出这个问题后，钱克俭说了一个比较漫长的故事，也许这个故事永远也不会得到真实的答案。

2002年10月10日开始，居家的钱克俭闲暇之余喜欢收听美国之音，并参与嘉宾互动环节，久而久之也认识了一些感觉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吉林的单汝志算是其中一位（曾用化名：黄祸、吉林大善）。经过单汝志介绍认识的扬州开设运输公司的徐正老板，2009年徐老板邀请钱克俭等人到扬州小聚，并说明车船票、食宿都管，他到后得知除了上述两位之外，还有一位网名山东老孔（实名：徐义顺）的朋友，经过彼此交流熟悉了很多。

2010年，世博会前夕，徐义顺告诉钱克俭，大意是这些说真话的基本上都是穷人。他找几个人一起去世博会上“乞讨”，一方面改善大家的经济处境；另一方面可以引起各界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由他出面召集成立一个“华联无国界乞讨联盟”。由天津的胡先生担任主席；自己是召集人；钱克俭是秘书长……

钱克俭说“当时总共就四个人，本来搞组织这种事情，我就不赞成，但是又没法反驳他，大概四月上旬，我还出去到上海的路上看看，也发觉警察看得不严，到了2010年4月18日晚上，本来徐义顺一天要给我打四五个电话，他晚上打来一个电话说自己在沈阳，第二个电话说自己在葫芦岛，20分钟的时间跨越近300公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才觉得麻烦大了，果然第二天早上我就被抓走了。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第一这个电话就是定位用的，把我抓进去，第二就是经过我把徐义顺促成人权斗士，给我下这个套是他们长时间的策划”。

三十多年来的腥风血雨，让他感到疲惫不堪……如果不是遭遇了长达接近30年的政治迫害；这个当时年轻有为的青年表示有机会将“积木化多用途热动力装置系统”变成现实。可惜，这一切在中共目前的这种体制下，只能变成一枕“黄粱梦”！

本刊最后问到经过这些的遭遇后如何看待这个社会时，他说——“我只是这个社会一名小小的受害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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